注册公司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任务之一。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复杂，但是只有完成这个过程，你的企业才能够合法地运营。接下来，主页将带大家认识中国内地注册的外资公司吗，并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告诉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减轻一些烦恼。

随着官方给出处理结果，重庆燃气风波也将慢慢平息。退赔群众损失、严厉整改经营流程自是理所应当，相关责任人受惩处也是咎由自取，但在这些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称涉事公司华润燃气作为央企下属企业竟在百慕大上市，存在避税和逃避监管嫌疑，又拨动了公众舆论的神经。

我国近代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历史，外国企业在中国享有特权倾销产品，买办企业为虎作伥，压垮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希望，从普通民众身上榨取了大量财富。

建国后直到今天，“独立自主”四个大字的含金量被一再证实，因此我国群众对企业的“国籍”所属高度关心，既天经地义，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力公众监督。

有问题就要有答案，我们来看看华润燃气注册在百慕大，是否有偷税漏税，或者规避监管的嫌疑。

查询华润燃气的历年年报，找到利润表和关于企业所得税的附注，提取“税前利润”和“中国企业所得税”数据相除，将得到的“实际有效税率”和法定企业所得税率比较，可以直观看出企业是否诚信纳税、照章纳税。

已知大陆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是25%，而2019-2022年（2023年年报还没完成审计），华润燃气的实际有效税率都在25%左由，甚至有些年份因为会计处理缘故能够大于25%。华润燃气注册在百慕大的目的显然不是偷税漏税，反而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纳税人。

监管方面，华润燃气（及其下属的地方燃气公司）在大陆的燃气销售当然要服从各级发改委的价格管制，尤其是民用气定价过程完全凸显保民生的公共属性，在最关键的主营业务上被牢牢监管住了。

燃气表事件曝光后，国家行政力量迅速介入干预并施加惩罚整治，同时全国多地也跟进开展计量器具检查，其中自然覆盖了华润燃气，显然不能认为其已经脱离了国资、发改、市场监督乃至纪检部门的监管。

这不是企业的“国籍”第一次出现热议争议，此前，很多企业的注册地、上市地、重要股东/投资人国籍都曾引发过网友对“某某企业已经不是中国企业”的担忧。

“经济实质大于法律形式”，这是一个会计原则，就是说不能机械地从法律表象判断企业的财务活动性质，必须深入企业经济行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界定。

给企业“查国籍”也是同理。在市场国际化的当下，企业选择注册地、上市地是非常市场化的决策过程，要考虑历史条件、企业融资需求、业务开拓方向等等因素，当然也可能包括避税漏税、转移资产等恶性动机，需要我们逐案分析，而不是仅凭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信息武断断定。

对于大多数国企而言，海外上市或注册更多是为了“学习”。

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公司制度始终是国企改革的一大重点，90年代末直到10年代，我国内部市场规范和公司治理水平和国外存在巨大落差，为了倒逼大型国企尽快建成高标准的现代公司制度，海外上市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海外上市相当于参加考试，考题涉及董事会组织、内审内控、信息披露、社会责任等公司治理的方方面面。好消息是这是一场开卷考试，督促国企参照制度标准和先进做法完成公司制度架设。

海外上市当然还能带来外部投资注入，在国内规范度低、资本稀缺的历史环境中，国企海外上市乃至相关的海外注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和标准“走进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市场帮助国企融资和改革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反而是美国开始大肆“查成分”，试图强迫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提供可能含有敏感信息的审计底稿。

对此，在美股上市的国央企全部果断宣布退市，再次证明海外上市/注册仅仅是经营融资的工具，从未影响国家对国企的强大控制力。

再说说广大民企。90-00年代，民企不仅同样面临资本稀缺的国内融资环境，A股还对民企上市有着很多歧视性的限制。而且A股的审批制在上市时间方面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高的时间成本，种种原因，导致外国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很多需要股权融资的民企的唯一选择。

时至今日，我国的资本市场在上市限制和监管方面还是与成熟市场有一定差距，民企海外融资的需求仍然存在。而也正因为海外资本市场的监管更为细致严格，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等海外上市民企在公司治理方面也相对规范。

民企的海外注册比国企更容易遭到非议，但民营企业的出海注册更加凸显了市场导向、国际导向，是企业做出效率最高、最有利长远决策的正常表现，不在中国注册不代表不是中国企业。

海外注册的目的之一是在当地开展业务，这一点上华为是最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华为总部注册在深圳，但拥有非常广阔的海外市场，所以在外国注册子公司也毫不奇怪。

从下表不难看出，华为海外注册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大多为产品销售，也有一些投融资主体注册在维京群岛。可如果要说华为不是中国企业，制裁华为的雷蒙多第一个不同意！

与“不是中国企业”的直觉相反，民企海外注册的另一大目的恰恰在于确保中国人的控制。

投融资国际化的当下，民营企业引入外国投资再正常不过了，可如果按同股同权的传统安排，外资将稀释甚至取代创始团队掌握企业权力。

所以，我国很多民企都采取了VIE架构，通过海外注册、签署控制协议，确保中国创始团队能够继续控制企业，避免经营权大权旁落。比如小米，雷军通过开曼注册的公司架构，实现对香港上市的小米科技的控制。

除了控制权，企业的主要经营市场也非常能说明企业的“国籍”。央国企自不必说，海外上市的民企绝大多数业务也都发生在国内。即使海外业务增长最迅猛、也因此承压的字节跳动，其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国内。从资产沉淀、市场利润、税费缴纳和人才支柱等多个维度来看，中国大市场培育的这些民企，不能也不会“脱中向外”。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电商带来了商品全国大流通、大竞争，社交平台带来了信息流经济的繁荣，各类新兴科技企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技术进步……

无论这些民企在哪里注册或上市，他们都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立足中国市场，创造了大量的技术、就业和居民收入，这样的经济现实远比几行地理信息更为雄辩地说明企业的利益归属、国家归属。

企业海外注册是时代的产物、市场的产物。以前，企业走出去注册和融资，是为了把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带回来；现在有了充沛的资本和相对完善的市场，企业走出去的重点自然从融资变成了销售、投资，把中国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送出去，把更多的利润和活力带回来。

所以，只有拥有国际视野和市场观念，才能在分辨企业“国籍”时看清立足国内、服务国内的实质。

对于监管亦是如此，相比融资注册等“法律上游”，更应该关注合法经营、创造就业、照章纳税等“经济下游”。呵护企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鼓励和督促企业造福中国、回馈中国，实现“受命不迁，食毛践土”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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