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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职业足球,政府该不该伸手相助
发布于 2026-01-06 01:36:03 作者: 解妍歌
注册公司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任务之一。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复杂,但是只有完成这个过程,你的企业才能够合法地运营。下面,跟着主页一起认识深圳注册公司政府扶持,希望本文能解答你当下的一些困惑。
中国职业足球新赛季的 “入场资格” 审核已如期开启。广西平果足球俱乐部因债务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最终与新赛季擦肩而过。
为何每年年末的联赛准入,都会成为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的 “拦路虎”?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所有俱乐部都深陷收支失衡的困境,市场化运营带来的收益,远远无法填补球队日常运营所需的巨额开销。一旦背后的投资方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或是控股企业选择停止注资,俱乐部便会瞬间陷入难以自拔的财务泥潭。
剖析国内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经营所得与投资方的直接资金注入,属地政府的财政扶持,已然成为支撑俱乐部存续的另一重要力量。
具体来看,2024 年年底,青岛市分别向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两家俱乐部发放 2000 万元扶持资金,青岛西海岸还额外获得区级政府 2000 万元的专项补助;本赛季联赛冠军上海海港,收获了上海市体育局颁发的 2000 万元夺冠奖金;深圳市设立体育产业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职业足球、篮球俱乐部,最高可给予 2500 万元支持;2025 赛季新晋中超的大连英博,更是累计获得省市两级政府 5000 万元的财政补贴。
天津津门虎与武汉三镇的运营模式更为特殊,两家俱乐部均由当地体育局主导运营管理,仅在资金来源上略有不同:武汉的运营资金由政府牵头,整合多方资源统筹筹集;天津则主要由体育局直接承担运营所需费用。
在中超所有球队中,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唯一未接受属地政府资金扶持的俱乐部仅有北京国安。这一情况使得北京国安成为中国职业联赛中的独特存在,并非行业普遍现象。
由此,一个核心争议点浮出水面:政府到底该不该为职业足球发展提供支持?有观点认为,俱乐部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理应遵循自主经营、量力而行的准则。但实际情况是,职业足球俱乐部并非普通企业,而是与地方社会深度融合的体育文化载体,其运营逻辑更为复杂。即便是在足球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地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为俱乐部提供助力。
借鉴海外成熟经验,或许能为我们带来启发。
以联赛体系成熟的欧洲为例,政府对职业足球的扶持并不少见。
以荷兰为例,由于荷甲联赛整体经营效益不佳,埃因霍温、奈梅亨、威廉二世等知名俱乐部,近年来多次获得政府补贴,补贴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包括以高于市场价收购俱乐部资产、减免体育场馆租金、豁免俱乐部所欠政府债务、政府购置场馆后低价返租给俱乐部等。
西班牙的做法与之相似,政府不仅会为陷入财政危机的俱乐部提供全额担保其从银行获取贷款,还会授予部分俱乐部 “非营利组织” 身份,让其享受税收优惠,这本质上是通过间接方式为俱乐部提供资金支持。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皇家马德里的土地置换事件。1996 年,马德里市政府征用了皇家马德里的一块旧训练场,并为其置换了另一块土地;2011 年,市政府以该置换土地无法交易为由收回,并以高出市场价 1000 万欧元的价格向皇马支付补偿款。此外,在疫情期间,西班牙政府官方信贷基金还分别向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提供了 2 亿欧元与 5000 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德国政府虽很少直接向俱乐部发放补贴,但拥有五大联赛中独有的 “准国企支援模式”。受历史背景与工业化特点影响,大众等企业常被视为德国 “准国企”,而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母公司正是大众集团,被球迷戏称为 “大众厂队”,每年可从大众获得 7000 万欧元的赞助。即便是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其股东也包括阿迪达斯、奥迪、安联保险三家本土核心企业,这成为其长期保持财政稳定的重要基础。
意大利地方财政状况向来不佳,因此政府很少直接提供资金补贴,更多通过政策支持给予帮助。意甲俱乐部的老旧球场所有权均归市政府所有,但由于政府缺乏维修资金,球场设施日渐陈旧,影响了俱乐部的运营收入。为此,尤文图斯、亚特兰大等俱乐部所在地的市政府推出 “以租代售” 政策,规避公共资产不得出售的法律规定,将球场土地以 99 年租期租赁给俱乐部,由俱乐部出资翻新后,获得球场的所有权与全部运营权。
各国为何愿意投入资源支持职业足球?
政府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补贴行为并非毫无争议,欧盟内部就曾因此引发热议。欧盟委员会曾宣布,对西班牙、荷兰两国的七家俱乐部展开非法补贴调查。
欧盟委员会的担忧在于,针对特定俱乐部的定向补贴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会对未获得补贴的俱乐部造成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欧盟并非反对补贴本身,而是要求补贴不得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对此,西班牙、荷兰政府予以反驳,他们认为欧盟相关条例主要针对纯粹的市场经营主体,而足球俱乐部虽注册为独立法人,却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尤其是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等会员制俱乐部,本身并非盈利性商业机构。
西班牙政府态度坚决的核心原因,在于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已成为西班牙的国家名片和文化象征。足球产业链不仅能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还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餐饮等上下游产业的消费增长。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场,如今已成为马德里市的核心旅游景点,许多外国游客甚至专门为参观伯纳乌而前往马德里。
通过扶持本土知名足球俱乐部打造城市名片,进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思路,并非欧洲独有,邻国日本的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4 年 2 月,日本 J 联赛广岛三箭俱乐部启用新球场,并围绕新球场推出一系列运营规划,将球场周边打造成城市热门打卡地。在非比赛日,球场还会举办各类主题活动,持续吸引市民与游客。
在此背景下,广岛三箭的运营收入不断刷新纪录,更有效拉动了整座城市的旅游与餐饮消费。据日本媒体统计,每个比赛日,广岛三箭能为城市带来 5400 万元人民币的间接收入(不含俱乐部直接营收),辐射范围覆盖球场周边数公里的商业街区。
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属地政府在新球场建设过程中提供的关键支持。新球场选址于市中心的广岛中央公园内,步行即可抵达广岛市最繁华的商业街,距离广岛车站也仅需 30 分钟路程。事实上,政府为俱乐部提供核心地段的土地资源,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资金补贴。
政府的补贴资金,该如何用在刀刃上?
上述案例充分说明,无论是欧洲还是日韩,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发展都离不开属地政府的支持与引导。
这是因为,职业足球俱乐部除了能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外,还能为市民提供丰富的文体娱乐服务,增强社区与城市的凝聚力 —— 这正是经济学中所说的体育赛事 “正外部性”。
正因如此,西班牙政府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与教育行业类似,政府提供针对性扶持,不仅有利于俱乐部发展,更能惠及市民、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基于这一认知,欧洲各国政府不仅补贴职业足球俱乐部,对业余俱乐部也给予大力支持。在德国,儿童注册加入业余足球俱乐部时,州政府会为家庭提供费用补贴,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参与体育运动;儿童参与体育俱乐部的费用,还能帮助父母抵扣部分个人所得税;此外,业余足球俱乐部兼职教练员的兼职收入可全额免税。
有学者指出,国内目前也已逐渐认识到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正外部性价值,感受到一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职业俱乐部,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为属地带来的多重效益。
不过,与欧洲各国的补贴模式相比,国内地方政府的举措仍有明显提升空间。核心问题在于,国内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补贴缺乏系统的长远规划和明确导向,随机性、临时性较强,多为 “应急式援助”—— 要么是俱乐部经营困难时给一笔补贴,要么是球队取得好成绩时发一次奖金。
反观国外政府,即便会救助陷入困境的俱乐部,更多时候还是会推出长期、稳定的补贴政策,引导俱乐部稳步发展,持续为属地创造价值。
例如,欧洲部分国家政府为提升俱乐部收入,会对消费环节进行补贴,球迷购买门票、俱乐部周边产品时,地方财政会隐性承担部分成本。这种长期稳定的消费补贴,既增加了俱乐部营收,也提振了当地消费活力。
再如,属地政府会统筹土地资源,为俱乐部提供主场、训练基地建设用地,皇家马德里、广岛三箭以及部分意甲球队都因此受益。尽管这不是直接的资金支持,但土地资源是俱乐部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将俱乐部发展纳入城市整体规划的 “长期补贴”,其重要性不亚于现金扶持。
相比之下,国内不少职业足球俱乐部仍处于 “流浪” 状态,不仅主场频繁更换,还缺乏稳定的训练基地。本赛季北京国安主教练塞蒂恩就曾公开吐槽,作为国内豪门,国安租用的训练基地价格高昂且设施简陋,连淋浴间都没有,如果早知道俱乐部没有自己的基地,他当初绝不会签约。
这方面,成都蓉城的情况要好得多。由于成都蓉城与主场凤凰山体育场同属成都市属企业,在市政府协调下,俱乐部可免费使用该场地。这一举措成效显著:作为中超升班马的成都蓉城迅速取得优异成绩,激活了当地体育消费市场,将凤凰山体育场打造成 “金牌球市”,实现了俱乐部、体育场与属地城市的三方共赢。
无独有偶,近年来崛起的浙江俱乐部,也得益于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浙江队的前股东绿城集团,在政府协调支持下,于 21 世纪初兴建了俱乐部训练基地。后续俱乐部转让时,基地作为资产打包给了浙江俱乐部。目前,浙江队的一线队、梯队、足球学校均集中在该基地内,青训梯队与一线队频繁交流,这也是浙江队近年来人才辈出、培养出多名国脚的重要原因。
此外,政府的青训补贴也应精准发力:这笔资金不应仅用于俱乐部梯队建设,还应划出一部分用于社会公益,鼓励职业俱乐部利用自身资源走进社区、校园,推广足球文化,发掘更多有潜力的人才。
中国足球青训长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过早 “掐尖选拔”,将 10 岁左右的优秀苗子集中圈养。但足球运动员成才周期长,10 岁时优秀的孩子,18 岁时未必依然优秀;而那些 10 岁时未被选中的孩子,却失去了优质、低价的培训机会。
因此,针对职业俱乐部的青训公益补贴,不仅是帮助俱乐部回馈社会,更是为中国足球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只有扩大选拔和培养范围,让 10 岁时未进入精英梯队的孩子依然能踢球,确保所有热爱足球的孩子都能获得良好培训,才能为他们日后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保留可能。
总而言之,在国内俱乐部普遍入不敷出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以适当形式提供补贴,仍是支撑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运营的重要保障。但这些补贴应采取何种更合理的形式,如何构建俱乐部与地方发展的正向循环,最终让足球、体育、社区、居民共同受益,中国足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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