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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消逝

“以后再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周总理这话一出口，屋子里空气都像是被一把手攥住了。谁都没敢插嘴，连走廊里路过的小秘书都放慢了脚步。那是1953年，正好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人心头发凉的噩耗：徐悲鸿先生走了。周总理半晌没回过神——前阵子他们还说着话，甚至一起打趣了两句，这会儿怎么就天人两隔？

等事情的来龙去脉摆在眼前，周总理按不住怒火，又是惋惜又带着点自责。可死者已矣，气归气，除了再三叮嘱以后决不许再让有功之人带病操劳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法子。

话还得说回从前。你若是见过徐悲鸿小时候的光景，估计不信他能靠画笔活成后来的样子。江苏宜兴那地儿，有山有水，但他家真谈不上殷实，父亲是教书先生，挣得少也花得精，一家子靠他一人养活。徐悲鸿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学画，那日子，他的画卷就是铺在柴垛上、灶灰边画出来的。年纪小却灰头土脸地跟着父亲赶集走镇，扛上一幅画，换几个铜板回家交差——他对金钱没什么概念，只觉吃饱那顿团圆饭比什么都香。

说来也奇怪，家里虽穷，这孩子却不愁没文化，诗书画全学着。画得好，手又快，邻里见着他画，嘴上夸两句，心里还真觉得，这穷伢子将来怕要出息。到十二三岁，他画的马就让镇上的老员外啧啧称奇，有人甚至背地问过他爹：“你这娃子早晚要出去闯一闯，别困在这小地方啊。”

果不其然，世道乱了点儿反有机会。他带着点懵懂的野心和一点推力，从宜兴一路到了上海。说好听点是借贵人提携，其实就是亲戚朋友凑份子，让他去碰碰运气。没成想这命运来得如风，上海的画坛、水墨流派，法国人开的震旦大学，到处都是新鲜玩意。他用功得厉害，晚上点着油灯画稿，白天抓空去外滩画速写，就这么熬出来了。

那会儿新思潮西风东渐，徐悲鸿起初未必搞得懂其中的道理，但“救国”“进步”这些大词在耳边灌久了，画也慢慢沾了点家国忧思。更巧的是，到了1919年，他靠画笔和一种“要出去看世界”的冲劲儿，飘洋过海去了法国。

法国虽美，小道消息也不少，那年月亚洲人几乎是“稀有动物”，从画室到食堂，不时遇到冷言冷语。徐悲鸿不服气，常常把一腔倔强憋进画里。有次，他与一名法国同学约定：毕业考试，用画说话，谁高谁低，一较高下。谁胜谁败，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我画得不好，是我自己不行，不关中国人的事。”

人在他乡，愈发挂念起故国。他开始留意起那些兜里揣着回程船票、眼里还有点光的中国留学生。或领他们去画廊寻差事，或借给人盘缠。有回，他自己也穷得吃不上饭，却硬是把手边最后一瓶啤酒分了一半给比他更狼狈的同乡。没什么大道理，就是“都不容易”。

就是在这样一个异国的午后，他在巴黎的公社墙画速写，遇到了一个青年——身板挺、气度沉着，不动声色地献花、低头缅怀。他本能地凑上去，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这谁都看得出来，是个心里有事的中国人。那青年就是周恩来。两人迅速熟络了，乡愁、志向、尴尬事儿都能聊天。那会儿，饭桌上谈画、谈国事，仿佛哪一天都平平常常，却成了后来回忆里最挂念的片段。

后来战乱来了。徐悲鸿在日本人要跨进国门时才回国。彼时他眼里只有国难，画中却全是希望。画《九方皋》的马、画愚公移山，每一笔都像在扯开嗓子大喊“中华尚未亡”。有一次，国民党高官递过来厚礼，他画寿像，他冷冷一句：“我只愿为百姓画，不为权贵作伪。”换来的是一连串暗地冷遇，办展、开会、谋职都不顺。

有一年，他堂堂国画大师，却拮据得在武汉郊外讨饭。十几个夜里，他辗转睡过报纸、冷板凳。周恩来从前线得知，绕过重重阻隔，托郭沫若捎过去一包延安小米和红枣。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如今遥隔千里，也是想来心酸。那一晚，徐悲鸿对老婆说“给我熬碗红枣小米粥吧，这可是救命的东西。”他是真的感激，不只是嘴上说的。

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北平某美院的校长。临走，他特地去郭沫若家告别，正赶上周总理偶然在场。寒暄间，周总理只拍着他的肩膀，言语里没有太多客套，嘱咐他好好把人才留在这片土地。徐悲鸿把这些话记了许多年。

北平变北平，风雨如晦时，他坚持“人不能随大溜”。迁台的飞机在天上轰隆响，其实早盯上了名流学者。徐悲鸿坐在小画室里，外头风声鹤唳，齐白石一度想带家人南下，他亲自登门做动员。齐白石只担心：“靠卖画讨生活还能不能活？”徐悲鸿拍了拍胸脯——话说得倒有点江湖气，“能卖，卖不出去我来养你一辈子。”这承诺落到实处，就是日后北平美术界能留下那一大批人的底气。

转眼平津即将解放，傅作义犹豫不决。那天中南海座谈会，气氛冷得像大年三十没烧火。徐悲鸿一咳嗽，起身讲话：“傅将军，如今世道这样了，咱们还幻想着什么？”一番话算是点了灯，屋里立马热闹起来——爱国人士有了胆子，傅作义也从此下决心。你要说那一刻有没有壮烈气氛，也许没有，但这些气场，历史自己会记账。

解放宴上，周总理举杯冲他点头——那场景别人未必都记得，他自己心里留了彩色底片。

后来新中国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挂了铜牌，徐悲鸿当了开国第一任校长。台上，他开玩笑：“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其实没人知他身上的病痛，也没人真懂他那份苦中作乐。

国家在往前走，徐悲鸿的身体却越来越撑不住。他本来就不爱惜自己，一天画五六个小时，夜里起身改画，还操着心帮学生写推荐信、批卷子。有次大会散场，他还特意去和外宾寒暄，自己脸色已经苍白，不少老同事私下叨咕：“怎么还不让他回家歇歇？”

再后来，就是北京的那个秋天。他终于在聚会上支撑不住倒下了。有人把他送去医院，大家都以为这老先生底子厚，能撑回来。却没想到，这一次是真走了。

消息传到西花厅，周总理拍桌子的那一声，外头路过的麻雀都吓得飞走了。他火了那么一会儿，却只是默默叹气——像是心头某根筋“咔嚓”一下紧断了。“老徐是国家的宝贝，怎么能就这么搭进去？”

日子还是往前走。没过多久，家里人自发把徐悲鸿一千多幅画、一屋子的藏品都捐给了国家。那批捐赠，至今还是美术馆里当镇馆之宝一样守着。

有句话说，一个人活过不止是靠呼吸——作品、风骨、余音绕梁。徐悲鸿这一生，也许被苦难磨过，被时代误解。但他那点子倔犟、那份热忱，倒像是留在这片土地上了。只是不知道，后来的后来，会不会再有第二个徐悲鸿？抑或说，走到今天，咱们还能记得他曾许下过什么诺言，守着什么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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