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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支磨得发亮的旧算盘递回来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外公那样红着眼眶的模样！

民国三十五年的春末，巷口的梧桐刚发新芽，绿得嫩生生的，风一吹就晃悠。我那时才八岁，总爱蹲在绸缎庄的门槛上，看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听账房先生老周叔拨算盘的声响。

绸缎庄的门脸是朱红色的，两扇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锃亮，推门时会发出 “吱呀” 一声脆响，像老伙计打招呼。门里的货架摆得整整齐齐，绫罗绸缎堆得像小山，红的似霞，绿的如翠，还有带着暗纹的锦缎，在阳光下会泛出细碎的光。外婆总说，这些料子是外公的命根子。

外公年轻时走南闯北，从杭州进货，挑最好的绸缎运回来，在镇上开了这家 “瑞昌祥”。街坊邻里都说，外公的绸缎，颜色正，料子实，嫁女儿、做寿衣，都愿意来这儿挑。

老周叔是绸缎庄的账房先生，跟着外公快二十年了。他总坐在靠窗的八仙桌后，桌上铺着青灰色的毡子，算盘就摆在正中央。那算盘是紫檀木的，框子被摩挲得发亮，算珠是黑色的，圆润光滑，每一颗都带着老周叔手指的温度。

我总爱凑到老周叔身边，蹲在他脚边看他拨算盘。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指尖上有一层厚厚的茧子，是常年拨算盘磨出来的。

“小丫头，别在这儿捣乱，小心你外公敲你脑袋。” 老周叔拨着算盘，眼睛盯着账本，嘴里却没闲着。

“我不捣乱，我就看看。” 我扒着八仙桌的边缘，踮着脚尖看账本上的字，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像小蚂蚁，我一个也不认识。

外公这时会从后堂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匹刚到的绸缎，青绿色的，上面绣着淡淡的兰草。他走到货架前，小心翼翼地把绸缎展开，抚平褶皱。

“老周，这批货的账算好了吗？” 外公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生意人特有的沉稳。

“快了，东家，还差最后一笔。” 老周叔手里的算盘噼啪响，快得惊人，“这批杭州来的货，运费比上次贵了两成，料子价钱倒没涨。”

“运费贵了？” 外公皱了皱眉，伸手摸了摸绸缎的料子，“时局不太平，路上难走，贵点也正常。”

外婆这时会端着一壶茶从后院进来，茶盘是白瓷的，上面放着两个粗瓷茶杯。她走到八仙桌旁，把茶盘放下，给外公和老周叔各倒了一杯茶。

“天热，喝点茶解解暑。” 外婆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她总是这样，说话细声细气，却把家里和绸缎庄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老周叔停下算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咂咂嘴：“老板娘的茶还是这么香，比街上茶馆的强多了。”

“就你会说。” 外婆笑了笑，伸手拍了拍我的头，“丫头，别总蹲在这儿，地上凉，去后院玩会儿。”

后院有一棵石榴树，春末时开着火红的花，像一个个小灯笼。我跑到后院，摘了一朵石榴花，捏在手里玩。远远能听到前堂的声音，算盘声、外公和老周叔的说话声、客人的询问声，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是绸缎庄最好的时光。

那时的日子，像绸缎一样光滑顺溜。每天清晨，外公会第一个到绸缎庄，把木门打开，将货架上的绸缎一一整理好。老周叔随后就到，背着他的旧布包，里面装着账本和笔墨，一坐下就开始对账。外婆会在家做好早饭，让我端到绸缎庄来，三个包子，两碗粥，一碟咸菜，简单却吃得香。

客人多的时候，我会帮着递料子。有一次，镇西头的张太太来做寿衣，要挑最好的织金锦。外公亲自给她展开料子，金色的纹路在光下闪着亮，张太太摸了又摸，笑得合不拢嘴。

“瑞昌祥的料子就是好，我老婆子这辈子，就想穿件像样的寿衣。” 张太太说。

“张太太放心，这料子结实，颜色也正，保准您满意。” 外公笑着说，手里的料子被他抖得平平整整。

老周叔在一旁记账，算盘珠子噼啪响，很快就报出了价钱。张太太爽快地付了钱，临走时还夸：“东家实在，账房先生也利索，以后还来这儿。”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我慢慢长大，从蹲在门槛上看行人，到能帮着外婆收拾布料，帮着老周叔递账本。绸缎庄的铜环被更多人的手摸过，算盘珠子被老周叔拨得更亮，货架上的绸缎换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堆得满满当当。

可民国三十五年的秋天，一切都变了。

先是街上的行人少了，再是来绸缎庄的客人越来越少。往日里噼啪响的算盘，变得安静了许多。老周叔常常坐在八仙桌后，对着账本发呆，手里的算盘拨了一半就停下。

外公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皱得紧。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整理绸缎时哼着小曲，而是常常站在门口，望着空荡荡的街道，眼神沉沉的。

“东家，这月的生意，比上月又少了三成。” 老周叔把账本递给外公，声音低低的。

外公接过账本，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在纸面上摩挲，半天没说话。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投下阴影，我看到他鬓角的白发，比以前多了不少。

外婆端着茶进来，看到两人的样子，把茶放下，轻声说：“别太愁了，时局不好，大家都紧着过日子，谁还舍得买绸缎。”

“可这绸缎庄，是我的心血啊。” 外公叹了口气，把账本放在桌上，“从一间小铺子，到现在这样，我花了二十年。”

“我知道。” 外婆拿起一块布料，轻轻抚平，“可日子还得过，总不能揪着不放。”

老周叔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拨着算盘，珠子发出单调的声响。“东家，我跟着你二十年，瑞昌祥就像我的家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跟着你。”

外公看了看老周叔，眼里有了点暖意：“老周，委屈你了。这几个月，工钱都没给你涨。”

“东家说啥呢。” 老周叔抬起头，脸上露出憨厚的笑，“我跟着你，不是为了涨工钱，是信得过你。再说，家里的日子还能过，不缺这点钱。”

可日子并没有好转。入冬后，物价涨得厉害，一袋米的价钱，比以前翻了三倍。街上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外公的绸缎庄，也快撑不下去了。

那天早上，我到绸缎庄时，看到外公正坐在八仙桌前，对着一堆布料发呆。老周叔站在一旁，手里拿着账本，脸色凝重。

“丫头，你先回家去。” 外公看到我，挥了挥手。

我没动，蹲在门槛上，看着他们。我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

老周叔把账本放在桌上，轻声说：“东家，库里的绸缎，还有不少，可没人买。运费越来越贵，进货都成了问题。”

外公点了点头，声音沙哑：“我知道。昨晚我想了一夜，这绸缎庄，怕是撑不下去了。”

老周叔身子一僵，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外婆这时也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走到外公身边：“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家里还有点积蓄，要不先垫上？”

“没用的。” 外公摇了摇头，“时局这样，就算垫上，也撑不了多久。与其到最后一无所有，不如早点散了。”

外婆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眼圈红了。

外公站起身，走到货架前，看着那些绸缎，眼神里满是不舍。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一匹红色的绸缎，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匹，说是杭州最好的织工织出来的。

“这些料子，都是好东西啊。” 他喃喃地说，“可惜了。”

老周叔也走到货架前，看着那些熟悉的布料，叹了口气：“想当年，这些料子刚到的时候，街坊邻里都来抢，生意好得挤都挤不下。”

“是啊。” 外公回过头，看着老周叔，“老周，对不起。跟着我二十年，最后却让你失业了。”

“东家，别这么说。” 老周叔摆了摆手，“能跟着你二十年，我心里踏实。这绸缎庄倒了，可我们的情分还在。”

外公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老周叔：“这里面是你的工钱，还有三个月的遣散费。虽然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周叔接过信封，捏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他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沓纸币。“东家，太多了。这几个月生意不好，你也不容易，我不能要这么多。”

“拿着。” 外公按住他的手，“这是你应得的。跟着我这么多年，你没少受累。”

老周叔看着外公，眼圈红了。他把信封揣进怀里，然后转身，走到八仙桌旁，拿起那支旧算盘。

那支紫檀木的算盘，跟着老周叔二十年，跟着绸缎庄二十年。算珠被磨得发亮，框子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那是当年绸缎庄遭贼时，被碰倒在地上弄的。

老周叔拿着算盘，走到外公面前，双手递了过去。“东家，这算盘，我用了二十年，现在还给你。”

外公看着那支算盘，愣住了。他伸出手，接过算盘，手指抚摸着光滑的算珠，又摸了摸磨损的框子。

“老周，这算盘是你的，你带着。” 外公的声音有点哽咽，“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做账房，都能用得上。”

“不了。” 老周叔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憨厚的笑，“我年纪大了，不想再做账房了。以后就在家种种地，陪陪孩子。这算盘，是瑞昌祥的东西，应该留在这儿。”

外公拿着算盘，手微微颤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算盘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我看到外公的眼眶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

“老周，你。” 外公的声音很低，却很有力。

“东家，该说的是我。” 老周叔拱了拱手，“二十年的知遇之恩，我记在心里。以后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东家尽管开口。”

外婆走到老周叔身边，递给他一个布包：“这里面是我做的几双布鞋，你拿着穿。家里的孩子也能穿。”

老周叔接过布包，连声道谢：“老板娘，太你了。你做的鞋，又舒服又耐穿。”

老周叔转身，看了看绸缎庄，看了看货架上的绸缎，看了看八仙桌，看了看那扇朱红色的木门。他的眼神里，满是不舍。

“东家，老板娘，我走了。” 他拱了拱手，慢慢向门口走去。

外公拿着算盘，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我看到外公的肩膀微微耸动，泪水终于掉了下来，砸在算盘上，发出轻轻的声响。

老周叔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过头，又看了一眼绸缎庄，然后推开木门，走了出去。铜环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清晰。

绸缎庄里，只剩下我、外公和外婆。阳光照进来，落在空荡荡的货架上，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外公手里的算盘上。

外婆轻轻拍着外公的背，轻声说：“别难过了，老周是个厚道人，以后还能再见面。”

外公点了点头，把算盘放在八仙桌上，然后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那些绸缎。他的动作很慢，很轻柔，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这些料子，得找个好归宿。” 外公说，“不能让它们蒙尘。”

接下来的日子，外公开始处理绸缎庄的存货。他把绸缎分成几等，上等的料子，卖给那些还有购买力的人家；中等的，卖给裁缝铺；下等的，就便宜处理给街坊邻里做衣裳。

我和外婆也帮忙，把绸缎打包、称重、算账。没有了老周叔的算盘声，绸缎庄里显得格外安静。外公有时会自己拨拨那支旧算盘，珠子的声响，比以前沉闷了许多。

来买绸缎的人，看到绸缎庄要关门，都叹了口气。张太太也来了，买了一匹黑色的绸缎，说是给她老伴做寿衣。

“瑞昌祥要关门了，真是可惜。” 张太太说，“以后想买这么好的绸缎，都没地方去了。”

“是啊。” 外公笑着说，“以后您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从杭州进货。”

“好，好。” 张太太点了点头，“我信得过你。”

处理完存货，外公把绸缎庄的门脸租了出去，租给了一个开杂货铺的人家。交钥匙那天，外公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朱红色的木门，铜环依旧锃亮，可里面的一切，都变了。

“以后，这里就不是瑞昌祥了。” 外公轻声说。

“可瑞昌祥在你心里，永远都在。” 外婆说。

外公点了点头，牵着我的手，转身离开了。巷口的梧桐，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晃。

回到家，外公把那支旧算盘，放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他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把算珠拨得噼啪响，像是在回忆以前的日子。

过年的时候，老周叔来了。他穿着一件新棉袄，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自家种的红薯和芋头。

“东家，老板娘，给你们拜年了。” 老周叔笑着走进来，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

外公和外婆都很高兴，连忙让他坐下，倒茶递烟。

“家里还好吗？” 外公问。

“挺好的。” 老周叔说，“种了几亩地，收了不少粮食。孩子们也听话，在家帮着干活。”

“那就好。” 外公点了点头，指了指桌上的算盘，“你看，你的算盘，我还留着。”

老周叔看了看算盘，笑了：“这算盘跟着东家，比跟着我好。”

那天，老周叔在我家吃了午饭。外公陪他喝酒，两人聊了很多，聊以前绸缎庄的日子，聊街坊邻里的近况，聊时局的变化。他们的声音不高，却很投机，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临走时，老周叔说：“东家，开春后，我想做点小生意，卖点针头线脑，您觉得怎么样？”

“好啊。” 外公说，“做点小生意，安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东家。” 老周叔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开春后，老周叔的小铺子开起来了，就在巷口的拐角处。铺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还是那么憨厚，对人热情，生意做得不错。

我常常会去他的铺子里玩，他总会给我几颗糖吃。有时，外公也会去，两人坐在铺子里，聊聊天，喝喝茶。老周叔会问起外公的近况，外公会问起他的生意，就像以前在绸缎庄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时局慢慢稳定下来。外公没有再开绸缎庄，而是在家种种花，养养鸟，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外婆依旧操持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渐渐长大，上学、工作、成家。每次回家，都会看到堂屋八仙桌上的那支旧算盘。它依旧被擦拭得锃亮，算珠圆润光滑，框子上的划痕，依旧清晰可见。

外公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却还是会时不时地拨拨算盘，珠子噼啪响，声音依旧清脆。他说，听到这声音，就想起以前在绸缎庄的日子，想起老周叔，心里就踏实。

老周叔也老了，头发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了。他的小铺子，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在家安享晚年。逢年过节，他都会来我家看看外公和外婆，两人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聊着天，脸上满是满足的笑容。

有一年秋天，外公生病了，躺在床上，精神不太好。老周叔听说后，天天都来探望。他坐在外公的床边，握着外公的手，聊着以前的往事，聊着绸缎庄的算盘声，聊着巷口的梧桐。

外公的精神，慢慢好了起来。他说，有老周叔这个老朋友在，他心里高兴。

又过了几年，外公走了。走的那天，很安详。老周叔来送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摸着堂屋八仙桌上的旧算盘，哽咽着说：“东家，你走了，我以后跟谁聊天去啊。”

外婆把那支旧算盘，交给了我。她说：“这算盘，是你外公和老周叔的情谊，你要好好保管。”

我接过算盘，感觉沉甸甸的。它不仅是一支算盘，更是一段岁月的见证，一份人情的沉淀。

现在，我也老了。那支旧算盘，依旧摆在我家的堂屋八仙桌上。我常常会给我的孩子们讲起外公的绸缎庄，讲起老周叔，讲起那支旧算盘的故事。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懂民国三十五年的时局，不懂绸缎庄的兴衰，却懂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那份藏在算盘珠子里的温暖。

巷口的梧桐，又发新芽了，绿得嫩生生的，风一吹就晃悠。就像民国三十五年的春末，我蹲在绸缎庄的门槛上，听着老周叔拨算盘的声响，那声音，脆生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支旧算盘至今还摆在我家的八仙桌上，珠子的纹路里，藏着一辈子也说不完的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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