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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标的不具备股权属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额转让的定性突围与再审实务指引

前言：再审程序中合同定性的“生死劫”

在民事诉讼体系中，再审程序作为纠错的终局救济途径，其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审查标准远严于一、二审。尤其在复杂的商事合同纠纷中，合同性质的准确界定往往构成决定再审成败的核心枢纽。当前司法实践中，再审及二审法院面临的一大难点在于：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名称与实质内容错位，导致法律适用出现根本性偏差。以“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财产权转让”的案件为例，一旦转让标的本身不具备法定股权属性（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出资份额），而原审法院仍机械适用《公司法》及股权转让规则进行裁判，极易导致合同效力认定及责任分配的严重失当。

本文将系统探讨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其一，转让标的不具备股权属性时，合同性质应当如何穿透式认定？其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份额转让的效力边界与法律后果为何？其三，在再审及二审程序中，律师如何通过证据重组与法律适用纠偏实现逆风翻盘？在这场证据与法律的博弈中，【上海再审律师】的专业价值正体现在对交易实质的敏锐洞察与对证据体系的精细化重构中。

一、 民事再审程序的特质与合同定性纠偏的逻辑起点

民事再审程序并非普通的续审，而是针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有限突破。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再审审查聚焦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法律适用是否确有错误；另一方面，再审申请人需承担极高的说服责任。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审法院若未准确识别合同性质，往往会导致“适用法律与案件性质不符”的再审事由。例如，将财产权转让误判为股权转让，不仅会错误引入《公司法》关于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限制等强制性规定，还可能在合同解除、违约责任认定上产生南辕北辙的后果。因此，对于拟提起再审的当事人而言，合同性质的再界定往往是打破原审判决逻辑闭环的“阿喀琉斯之踵”。

二、 常见争议问题透视：无股权属性标的转让的微观剖析

（一）常见争议问题一：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份额转让的法律性质与效力

1. 审判实务实践认定

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健身房等）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的资产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能取得经济回报，也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出资份额是不可转让的。这就意味着，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本不存在《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概念，其出资人不具备股东资格，所谓的“出资份额”亦不包含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股权权能。

2. 典型案例引证与评析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纠纷中，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以45万元购买被告（某健身俱乐部）90%的“股权”。事后原告发现，该健身俱乐部系某健身顾问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根本不具备对外独立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且分公司不存在股权概念，故诉请解除协议。虽然该案涉及分公司而非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其裁判逻辑具有高度同构性：当转让标的不存在股权属性时，所谓“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自始无法实现。

而在真正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份额转让中，由于法律明确禁止出资份额的转让与利润分配，若当事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民办非企业的“股权”，该约定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此时，合同性质不能定性为股权转让。然而，实践中当事人转让的真实意图往往是获取该机构的实际控制权与经营权。这就需要律师在再审程序中精准剥离无效条款与有效条款，论证合同实质为财产权或经营权的转让。

（二）常见争议问题二：名实不符时，合同性质应穿透认定为财产权转让还是股权转让？

1. 审判实务实践认定

合同名称不决定合同性质，合同的性质应由合同的内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标的物属性共同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再审及二审案件中确立了“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原则：如果合同标的在法律上不可能属于股权，但当事人约定了资产交割、经营管理权移交等内容，则该合同的实质属于财产权转让或经营权转让，不应适用《公司法》。

2. 典型案例引证与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一终字第82号案件中明确指出，虽然合同约定了资产交割问题，但资产所有权仍属于目标公司，合同目的是股权转让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反之，如果合同履行内容不限于股权转让，还包括资产交割等，则兼具双重性质。但在标的物根本不具备股权属性时，逻辑必须反转：由于股权不存在，合同核心必然指向实体资产或经营权的移转。此时，法院应探求当事人真意，将合同定性为财产权转让。

另一典型案例中，某A公司（含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与李某签订协议，约定“仅以无形资产进行股权转让”。法院审理后认为，商誉和资质依附于公司，与公司不可分离，单独转让之说无法成立；但由于协议涉及经营权及资产处置，其实质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而具有财产权转让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裁判思路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股权”转让纠纷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既然出资份额不可转让，那么当事人交接印章、证照、经营场地及实际管理权的行为，实质上构成了财产权及经营权的让渡，应当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财产转让的相关规定，而非《公司法》。

（三）常见争议问题三：合同性质转化后的法律适用与责任承担

1. 审判实务实践认定

一旦再审法院将合同性质从“股权转让”纠正为“财产权转让”，将引发法律适用的连锁反应。股权转让受制于《公司法》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同意权等组织法规则；而财产权转让更多遵循意思自治的债法规则。若原审以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可撤销或无效，再审中一旦定性为财产权转让，则该合同可能因不适用《公司法》而归于有效，或者因标的物性质特殊而产生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法律后果。

2. 典型案例引证与评析

在(2014)民二终字第205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协议仅约定转让股份及与股权转让相关事宜，未涉及探矿权人更名，其实质属于股权转让，无需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自成立时生效。同理可推，在民办非企业单位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转让的是依附于实体的经营权与财产权，且不涉及法律禁止的“出资份额份额化与利润分配”，则该财产权转让合同不因标的不可转让而绝对无效。此时，【上海再审律师】应当着重向法庭阐明：当事人转移经营控制权的意思表示真实且已实际履行，若仅因名称误用而全盘否定合同效力，将严重破坏交易安全。

三、 再审风险防范与实务策略考量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不同主体及诉讼阶段，提出如下体系化的实务风险防范建议：

1. 证据收集与组织：重构交易实质的证据链

2. 举证时限与质证策略：打破原审的思维定势

面对原审已认定的“股权转让”事实，再审申请人必须在听证或询问阶段进行精准质证。切忌空谈法理，而应紧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指出原审对合同文本的解释脱离了标的物的客观属性。可通过引入专家辅助人意见，就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非营利法人属性、资产不可分割性等专业问题出具说明，从根本上动摇原审裁判的事实基础。

3. 新证据发现：寻找隐蔽的财产权交接节点

很多案件败诉在于未能发现证实“财产权转让”的关键节点。律师应当深入审查合同履行期间的资金流水，特别是转让款的支付备注、收款账户。若款项并非支付给所谓“原股东”，而是用于偿还机构债务或投入机构运营，这将成为推翻股权转让定性的铁证。

4. 合同起草与条款设计的预防策略

对于未来交易，律师在起草涉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或不具备典型股权属性的标的转让合同时，必须避免使用“股权转让”、“股本金”等易引发误解的术语。应明确采用“出资权益转让”、“经营权及资产移交”、“承包经营”等概念，并在合同中设置权利瑕疵担保条款与合同目的解释条款，防止因定性歧义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泥潭。

结语

在商事交易的幽微处，合同名称往往只是一层外衣，交易标的的法律属性才是决定规则适用的骨骼。当转让标的不具备股权属性时，坚持适用《公司法》无异于削足适履。在再审与二审的搏杀中，律师的专业锋芒正体现在刺破合同面纱、还原交易本质的洞察力上。唯有精准界定合同性质，方能在法律适用的迷宫中找到通向胜诉的出口。

您在民事二审或再审案件中是否遇到过证据认定或合同定性方面的困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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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15年执业经验，代理600 案件；

领域：公司股权/合同/金融与资管/商事等纠纷，专注复杂疑难案件的二审、再审和抗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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