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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5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投资于人，为不确定的未来构建确定的增长动能——纠偏认知误区，破解实践之难，探寻破局之道》的报道。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此消彼长还是相辅相成？

主持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但在现实讨论中，对这一理念的误读并不少见——有人觉得它意味着要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产业投入；也有人把它简单理解为多发放补贴、提高福利待遇。究竟该如何准确理解“投资于人”？

黄群慧：“投资于人”，是以人为对象的投资，目的是形成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投资于物”，是以实体物质为对象的投资，目的是形成物质资本存量、提升物质资本水平。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强调“投资于人”，不是否定“投资于物”，而是要以“人”为核心，推动二者更好协同，使“物”的服务效能与“人”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单纯依靠物质资本扩张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只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协调投入，才能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本质上正是这种增长逻辑的体现。这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更多依赖物质资本扩张，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

“投资于人”也并不等于发钱。发放补贴是在结果端做分配，主要是短期调节；“投资于人”侧重于在过程端进行积累，重点是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短期福利往往是当期兑现，而“投资于人”的回报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虽然它也包含改善民生、增进福利的政策取向，但本质上是通过提高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主持人：“投资于人”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概念，而是有更深层的增长逻辑。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这件事变得尤其重要？

苏剑：这是发展阶段演进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现在，传统“投资于物”的边际效益正在下降：基础设施覆盖已经相当密集，部分领域物理饱和、成本攀升，继续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扩张，效益会越来越低，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高技能人才的供给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把更多资源转向教育、培训、养老、托育等领域，不仅是顺应政策导向，更是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要求。

此外，“投资于人”也关系到扩大内需。消费起不来，也是因为一些人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有顾虑，不敢消费。增加这部分投入，一方面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轻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于人”不是单纯的民生支出，而是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内生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和依赖短期刺激相比，“投资于人”的作用机制更长期，且更具根本性。短期刺激能快速改善经济数据，但刺激过后，问题往往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剧债务和资产泡沫风险；而教育、培训、健康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真正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撑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

主持人：在今天的开放竞争格局下，我们对“投资于人”的理解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刘少轩：确实如此。从产业竞争的视角看，“投资于人”不仅是民生议题，更是产业战略议题。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但今天全球竞争的逻辑正在改变——从要素套利转向创新竞争，从低成本扩张转向高附加值创造。无论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还是先进制造，凡是在技术上真正受制于人的领域，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制约。技术可以买，设备可以引，但支撑技术持续迭代的人才，是买不来的。等到“卡脖子”了再去补人才，往往已经晚了。

从更长远看，“投资于人”也是重塑对外开放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不只是资本和技术集聚的地区，更是吸引人、留住人、成就人的地区。高水平开放、良好营商环境、稳定制度预期，最终都要落脚于能否为人才成长和创新创造提供足够好的土壤。说到底，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谁能持续在人力资本上积累优势，谁就能在下一轮发展和竞争中赢得主动。

理念落地与实践偏差，是重建设轻运营还是重培育强支撑？

主持人：现实中有两类现象比较典型：一类是养老院、托育中心等民生设施建起来了，但使用率较低；另一类是一些地方高价引进人才，引得来却留不住。这两类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

孟天广：很多地方并非不重视“投资于人”，而是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影响政策效能的充分释放。尤其是在民生类项目上，这种“看起来合理、用起来失效”的情况并不少见。原因之一，是政策目标在层层传导中容易被项目化、可视化、验收指标所主导。有些本来着眼于长期服务供给和人的能力建设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拆解成一个个便于申报、立项、拨款和验收的项目单元。一些地方更容易盯住“有没有项目、资金是否到位、是否通过验收”，而不是把服务质量、覆盖水平以及群众是否真正受益作为验收标准。

还有一个现实的制度性约束，是建设和运营之间长期脱节。当前，不少财政工具，比如专项债，更适合支持资本性、项目化投入，要求尽快形成实物量，而难以覆盖持续性的运营支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前端建设项目相对容易立项、融资和验收，后端运营却往往缺乏稳定资金来源。结果是，建设养老院、托育中心等民生设施相对容易找到资金来源，但建成以后，谁来运营、资金从何处保障、服务如何持续，往往缺乏稳定安排——不是“没建成”，而是“建成后无法正常运转”。这不是简单的执行层面的问题，而是现行的预算规则和融资工具本身即具有强化“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

主持人：“建了用不上”并不只是项目选择不准，更是制度安排过于侧重“建”。那么，“引来留不住”的问题是否也源于类似的制度安排？

刘少轩：是的。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设立一个研究平台、签约一批高端团队，这些都容易被看见，容易写进年度总结；但培养一名本土工程师成长为技术骨干，往往需要五年、十年，既慢，也很难归功于某任领导、某个部门。在这种激励结构下，“多引进、少培育”就容易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但真正决定人才能不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补贴高低，而是是否有事业平台、产业基础、制度预期和人才生态。尤其是高端人才，更看重能不能在这里做成事、带团队、出成果。好的生态还会形成正向循环：顶尖人才通常会吸引同等水平的人才集聚，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注重“引人”而忽视本土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制度环境建设，短期内或许能把人请来，长期却很难真正把人留下来、用起来。说到底，人才是靠产业和环境“养”出来的、留住的。

主持人：一个是“建了用不上”，一个是“引来留不住”，看起来发生在不同领域，但背后是不是有共同的原因？

黄群慧：有，而且这个原因并不复杂，就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更偏好短期可见、可量化、易展示、易归因的投入方式。无论是项目建设，还是人才引进，之所以容易跑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资于人”的成效通常来得更慢、更分散，也更难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立刻体现为清晰的数字和成果。于是，真正关系到长期能力提升的运营、服务、培育，反而容易被排到后面。

政府包办与多元投入，是单兵推进还是协同发力？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政策文件一再强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机制。但现实中，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似乎有待加强，是不是多元投入格局还存在堵点？

苏剑：问题的核心，首先在于这些领域本身就不是典型的短平快投资项目。养老、托育、职业培训等领域，投入周期长，回报周期也长，而且收益很大一部分是外溢的。比如，企业培训了员工，员工技能提升后可能流动到其他单位；托育、养老服务改善了家庭及社会整体福祉，但投资者未必能将这些社会收益都转化为自身收益。这类“私人收益偏低、社会收益偏高”的情形，对以短期回报为考量的社会资本来说，当然会更加谨慎。

另一个卡点在于预期不稳。很多社会资本不是完全不想进，而是不敢长期进。补贴标准会不会调整，收费机制能不能持续，准入条件会不会变化，政策能否跨周期保持稳定……这些问题如果说不清楚，账面上即便一时算得清，长期也不敢轻易投入。说到底，这些领域的问题不只是回报周期长，更在于长期回报缺乏稳定预期。

孟天广：教育、养老、托育这些领域，既不是纯粹的市场领域，也不是纯粹的政府领域，而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领域。它们一方面承担基本公共服务功能，要求价格可及、普惠覆盖；另一方面又需要持续运营、专业供给和合理回报，不能完全脱离市场机制。这就决定了能否形成多元投入格局，不仅在于“有没有社会资本”，而在于政府能否提供一个边界清晰、规则明确、预期稳定的制度框架。

现实中的症结恰恰在这里：一些地方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另一方面在价格、补贴、准入、监管等环节上，又常常缺乏稳定、透明且连续的安排。我认同苏剑教授的观点，社会资本最担心的，不是眼前不赚钱，而是规则朝令夕改，投入之后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对这类长周期投入来说，能否形成明确预期，比一时给多少优惠更重要。

主持人：如果问题主要出在长周期、强外部性和规则不稳定性上，那么现实中有哪些比较可行的破局路径？

苏剑：核心其实就一条——地方政府不一定什么都自己干，但必须把长期投入的不确定性降下来，让社会资本算得清长期账。这里有三条思路：第一，是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联合基金、税收优惠、补贴和补差等方式，共同分担前期不确定性，把原本完全由企业承担的长周期风险分散出去。第二，是“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付费”。政府不一定亲力亲为，而是向达标的社会机构购买服务，用稳定需求和绩效导向来提高供给效率。第三，是发展适配于长周期投入的金融工具，比如面向教育、养老等领域发行长期债券，吸引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线资本参与，通过更匹配的期限安排来支持长周期投入。

主持人：社会资本进不来，除了受外部制度环境制约外，还有哪些原因？

刘少轩：现实中，不少企业面临几个硬约束：培训投入的收益难以内化，今天花钱培养的人，明天可能就被其他企业挖走；企业管理层考核周期通常只有一到三年，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周期往往更长；再加上人工智能快速演进，很多企业连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技能都还看不清，于是宁可选择观望，也不愿为不确定的未来提前投入。

所以，要让“投资于人”更多由市场和企业自发承担，不能只停留在原则倡导上，而要让企业真正算得清账。当前，至少有三类抓手值得用好：一是税收激励，参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做法，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培训支出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支持；二是长期激励，通过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机制，将人才成长和企业长期价值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降低“为别人做嫁衣”的顾虑；三是围绕产业数字化和AI转型，加快推出面向重点行业的技能再培训专项计划，降低企业单独投入的试错成本。归根到底，政府固然是重要力量，但不能成为唯一；只有当制度使长期收益变得更具可预期性，社会资本和企业才会真正愿意进来、留得下来、持续投入。

“看得见的投资”与“看不见的回报”，是只算投入账还是更重成效账？

主持人：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社会力量参与，“投资于人”都面临一个共同难题：回报周期长、效果链长，短期内难以显现。为什么“投资于人”的长期价值，在现有统计和评价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孟天广：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是可计量、可审计、可验收的固定资产，投入了多少、形成了多少实物工作量、带动了多少当期增长，往往都比较直观；但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养老和托育这些投入，带来的是人的能力提升、预期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其效果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而且难以直接归因于某一个项目或某一笔资金投入。这样一来，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投资于物”天然更容易被看见，“投资于人”则更容易被低估。

从更深层面看，这还与财政运行逻辑有关。一些地方财政更习惯于安排那些能够形成资产、纳入统计、进入审计链条的支出类型，而“投资于人”的很多关键环节——比如持续培训、长期照护、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本质上是连续性、长期性的投入，既难形成固定资产，也很难在年度预算和绩效框架下立刻体现效果。再加上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明显的跨区域、跨代际特征，一个地方今天加大投入，收益未必都留在本地、体现在当期，这也会削弱地方持续加大投入的动力。换句话说，问题不只是“重不重视”，而是现有预算和绩效管理制度，本来就更擅长处理“投物”，还不够适应“投人”。

主持人：如果没有一套新的核算和评价方法，“投资于人”的长期价值就很难真正进入决策层面。那这件事在技术上有哪些实现路径？

苏剑：不能期待用一个简单数字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国际上相关机构提出建立“人力资本账户”，核心意义就在于把教育、健康保障、职业培训等长期投入的存量价值，更系统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来说，这件事并非难以推行，难点主要不在理念层面，而在操作方法——比如如何处理回报周期长、因果关系复杂、区域差异大等问题。它不可能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精确到每一个项目，但完全可以先建立一套更符合人力资本形成规律的指标体系。

更现实的做法，是不追求一个完美的单一数字，而是建立一套组合指标：既看投入规模，又看覆盖广度、使用效率和结果改善；既有横截面的基础数据，又有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的长期跟踪。目的只有一个，让“投资于人”的收益从隐性变为可识别、可比较、可衡量。看得见，才能管得好。

主持人：如果说核算体系解决的是“看得见”，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让它真正进入预算安排和地方考核，而不是停留在统计层面？

黄群慧：关键还是要把“投资于人”从理念要求转化为制度约束。下一步最需要推进的，不只是完善人力资本核算方法，更重要的是把核算结果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重点与差异化考核评价机制更紧密地衔接起来。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既要回答“有没有投”，更要回答“投到了哪里、是否可持续、是否真正改善了人的发展条件”。如果一些地方的预算安排、项目设置和考核导向仍然主要围绕短期可见的实物投入来设计，那么“投资于人”就很难真正从原则要求变成稳定行为。

就“十五五”时期而言，比较紧迫的任务，集中在三件事上：一是调整考核，把居民收入增长、公共服务可及性、重点群体保障和长期发展能力提升纳入更有约束力的评价框架；二是补短板，在继续巩固教育、医疗等已有基础的同时，把更多增量资源投向更为薄弱的环节，尤其是生育养育服务和普惠养老；三是通数据，推动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的数据协同，为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提供支撑。如果能在这几件事上真正迈出实质性步伐，“投资于人”的制度体系和实施机制将进一步健全完善。

主持人：说到底，“投资于人”不是多开几个项目、多铺几张清单，而是要让人的能力提升、预期改善和发展机会增加，真正成为资源配置和政策评估的硬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更容易形成直观成效，人的发展则更需要持续投入、久久为功。能不能为“看不见的未来”持续投入，既是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以制度创新破解制度性执行难题，才能让“投资于人”真正落地生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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