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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边昱

自列强叩开中国国门之后，至清末同光时期，外患日深，东北边疆特别是吉林东部边疆因中俄伊犁交涉而危机日重，特别是吉林将军所管辖的边界东起珲春图们江口，北至绥远1，有上千公里与沙俄相接，此一线水陆交通方便，自此可直达东北腹地。清政府对吉林边防尤为关切，光绪六年（1880）正月二十一日有谕旨：“河南河北道吴大澂着赏给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

吴大澂就任后，针对边防废弛，边地空虚等情况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经济上，进一步打破封禁，推行实边政策，设立招垦局，对新来移民垦荒给予优惠、扶持，同时大力发展交通、矿业、商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军事上，废世袭制为招募制，改编八旗军，新建防军（边防军、靖边军），他对于军事防务，一方面增加防军人数，重新配备统领，另一方面改良武器装备，从防军年饷银中抽出十分之一，即用银八万两为防军“专购精利之器”，并且对军队的训练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训练方式。随着边区军事的发展，吴大澂深感后备不足，首先解决弹药供应及枪械修理、补充成为一大难题；其次经济发展，商品贸易越来越繁荣，市场所需银钱量越来越大，这一切仅靠关内供应终非长策，吴大澄建议在吉林城创办机器制造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清政府允准拨款专项白银6万两购置机器设备，在吉林松花江北岸、吉林城东莱门外建立了吉林机械局”2，“光绪九年（1883）八月吉林机器制造局机械加工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共耗银 25 万。机器局有厂房及附属设施 425 间，从德、美、英等国购进设备 275 台（套），员工近千人”3。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吉林机器局之初，就有铸币的计划，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记载，光绪七年（1881）吉林机器局购进的机器设备中就有压银钱手摇机两件、洋钱提干洒具。光绪八年（1882）吉林机器官局试铸厂平机制银币，厂平银币的试铸为中国自行设计铸造银币积累了经验，为光绪十年（1884）批量铸造打下基础，也为吉林将军希元后期正式奏请铸造银币提供了依据。

光绪十年（1884）十月二十三日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螯向吉林将军希元呈文《机器制造局申请粮饷处奉谕发来银两制造银钱已完竣解交》4，文后附清折一份，“谨收粮饷处发来市平银二千两制造银钱数目，开折恭呈宪核。计开：收市平银二千两，制造一两重银钱一百九十八元，计市平银一百九十七两九钱二分；制造七钱重银钱一千七十一元，计市平银七百四十八两七钱六分；制造五钱重银钱一千四百二十元，计市平银七百九两二钱五分五厘；制造三钱重银钱八百六十六元，计市平银二百五十八两二钱八分；制造一钱重银钱八百二十五元，计市平银八十一两八钱二分五厘。共计银钱四千三百八十元，共计市平银一千九百九十六两四分，仍余市平银三两九钱六分，应即随文缴回粮饷处。再银钱分平则数相符，合平则微有参差，合并声明”。

通过厂平银币制造的数量和用银量，可以看出光绪十年（1884）铸造的五种厂平银元的准确成色。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四日，吉林将军希元依据吉林银钱短缺的状况及吉林机器局的铸币能力，正式奏请铸造厂平银币，“…再，吉省制钱欠缺，市面益形萧条，筹商再四，惟有仿照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以代凭帖之用”。为了筹措铸本用银，“先由俸练各饷下提银五千两，饬交机器局制造足色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等重银钱”。铸币“一面铸刻监制年号，一面铸刻轻重银数、吉林厂平清汉字样。盖吉林地方俗称船厂，厂平二字实从宿也”。这些银币“每遇应放俸练各项即从此项银钱搭配发给各兵，俾在街面行使，并剀切晓谕商民人等，按照银钱所铸数目随市易换，该铺商自不能任意轻重。较之零星银两，既不十分琐碎，又广为铸发或行使稍滞，自当别筹疏通之法”5。厂平银币的样币呈军机处查照后，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自铸银币得到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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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平银币是中国第一套自行设计、自行采用机器铸造的银币，张伯驹《光绪十年吉林银币》一文中有“据宋君子波云，上列诸品，皆出自吴清卿太史手书，图案亦太史所绘，故如此雅致。且谓确凿有据，当详询之”6。

吉林厂平银币仅铸五千两，对吉林钱荒之缓解作用不大，光绪十三年（1887）后，吉林开铸制钱，“仍属不足流通”，光绪十八年（1892）起，吉林机器局添建机修房、造币房、官邸、工匠及警卫队住宅等共七十五间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并自行制造机铸银币设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吉林将军延茂上任后，根据吉林情况决定自铸银币，同年十一月，暂借商款一万两在吉林机器局试铸银币，经试铸成效显著。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三日，延茂呈札中奏：“奴才于上年抵任后，详加体察，窃以欲筹疏通之法，酌盈剂虚，唯有试铸银元，使与制钱相辅而行，庶几有利而无弊。…奴才复加筹计，铸元一事既实为可兴之利，自应放手试办，姑作无米之炊。查其是否果有利益，再行从长计议，固未敢谓其确有把握也。当饬机器局委员等，与该局工匠悉心讨论，察其房间、机器，以之兼办铸元。间有可以藉用者，亦有暂时尚可通融而日久必须添造者。惟现应添置者数件，所费无多，则始基已觉轻便。遂于上年十一月，暂借商款一万两，即委该局试办。旋据造成，开单禀报前来。奴才详细综核，所造银元共分五等，分两成色均照部定章程较准，颜色洁白，声音亦响。就现在机器通融兼造，不但不能亏折，抑可稍有赢余。”7“现饬机器局融化库宝银，按定部颁式样分两，铸成五等银元，发交省城四行铺商先行使用。各省既经流通，各城地方应即一律行使，以辅制钱不足”8。至于银币流通情形，“此项银元一出，兵民商贾踊跃欢欣，争乐行使之便。一时旗民、衙署、营司、商铺，群银兑换。逐饬该局陆续铸造，循环抵兑。半截以来颇见畅旺”9。“为吉林制钱奇绌，现经试铸银元渐有成效”10，且“嗣因行销畅旺，奉饬添造机器，增募工人，加添员司，扩充铸造”11，由于新式银币需求量大，“旋因原制印造机器一副不敷铸用，又添造稍大机器一副。此等机器由局自造，较买自外洋购价运费所省尤多。目下每月所造计在三万两上下，每铸元一两，以五等勾稽牵算，除去搭配料件，倾熔火耗，以及员司、夫匠薪工核实开销外，约得赢余五百两上下，实已有效可观”12。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二十四年（1898），铸造期满一年，吉林铸币“计得赢余银十九万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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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机器局不仅为本省铸币，尚为他省代铸银币，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十三日《吉林将军延茂为奉天派员领取银元给机器制造局的札文》中有“案照前因奉省制钱奇绌，资由贵将军饬局代造银元以资接济。所有领到之银元若干，均经发放行使。复以不敷应用，商请续为赶造在案。兹据贵机器局禀称又代续铸银元一万八千两，自应派员前往抵领”14。吉林银币流通于东北全境，由于需求量大，铸币机器少，铸币工人不得不昼夜生产，“即如吉省自造元行使以来，周年合计，每造元万两，已有六七百两之利。及去冬加并夜工，至今不过三月，约计得利数又加增…”15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起，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底，试铸一年期满，赢余银三万七千余两，后又增募人工，加添员司，扩大铸造能力，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底，又得赢余银十九万余两。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成立吉林银元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上谕称各省铸币“设局太多，分两、成色难免参差，不便民用，且徒糜经费”16，要求各省停铸，因广东、湖北银币局设立在先，“各省如有需用银元之处，均著归并该两省代为铸造应用，毋庸另筹设局”17。吉林将军认为吉林铸造的银币“分造大小五种，校准分两，搭配成色，均系遵照部，按照广东章程办理。自开铸以来，经职等不时抽查熔验，并随时呈请宪台查验，尚属始终如一”18，吉林铸币“最得力者，尤在便民，抵俄两项”19，吉林铸币不可取消。光绪二十五年（1899）奏请得到的批准，“江宁、吉林两处铸造银元，闻亦一律通行，著有成效，该两省所设银元局，亦著仍旧铸造”20，吉林省继续铸造银币。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政-货币金融》第 4648 号记载，吉林机器局（银元局）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底，三年共得吉平银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两四钱三分五厘八毫零七微六纤四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中俄国军队于九月二十三日侵占吉林将军铸地吉林，二十四日洗劫吉林机器局，毁坏机器、盗走大批银币，后虽经多方交涉沙俄归还部分机器，光绪二十六年（1901）银元局在沙俄管控下恢复铸造银币，但银元局“档册毁失，数年来造元及赢余各数无卷可稽”21，受此打击之后，吉林机器局一蹶不振，此后多次更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到五月和十月至十二月这六个月，“共铸成五种银元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圆，重六十八万六千四百零二两七钱八分”22。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间，吉林共铸币“一元 4734717 枚，五角 17719553 枚，二角 22508561 枚，一角953875 枚”23，该数据与吉林省金融志中的数据相吻合24。但其铸造质量越来越差，一直铸造到至光绪三十三（1907）、三十四年（1908），三十四年（1908）停铸，与奉天银元制造总局合并为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

清朝的货币制度为平行本位制，大数额用银，小数额用制钱，政府记账用银，因经济、消费水平不高，实际流通以制钱为主。吉林地区在光绪十二年（1886）时“户口日增，用钱者日益众是，钱法之患不在壅，而转在无所壅，然则于不壅之特求，可通之法，舍鼓铸别无良策矣”。25吉林厂平银铸造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即开始新一轮的币制改革，铸造宝吉局制钱。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吉林将军希元顺应“规复制钱”的要求，结合吉林地区“自嘉道以来，无业游民相率偕至，垦荒辟土，各谋衣食…制钱虽日见缺少”26，“近来吉省现钱缺少，商民两困”27等状况，“恳请开炉铸钱”28。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吉林将军希元上奏称该省向不铸钱，制钱缺少，民间交易不便，贫民生计艰难，请求新设“宝吉局”29开炉鼓铸，又以“地处边陲，购运铜斤资本较巨，工费亦昂”30，疏请“因地制宜”31，铸“八分重”32小钱，经费拟抽“四厘货捐”33贴补，奉旨允准。

光绪十四年（1888）为响应“规复制钱”、并缓解制钱不足的问题，在得到朱批同意之后，吉林“择地设炉，试办鼓铸，以济时急”34，“由商捐官办，创办了宝吉局，专门鼓铸制钱”35。宝吉局下设“大堂一所、办事堂一所、前炉厅一所、后炉厅一所、铜钱库一所、听差房一所、匠役住房二所、盛木料房一所、夫役住房一所共五十一间”36。初设时共“元、亨、利、贞”四炉，四炉每年铸钱“约八万至九万吊”37。在筹设宝吉局时，绅商有所顾虑，认为“鼓铸钱文，需费虽多，情愿于七厘货捐外，另抽四厘货捐，以资贴补”38，在收到吉林申请铸币的报告后，朱批回复“为因地制宜起见，准其试行铸造”，并强调了应当“随时认真督查工匠，不得再有轻减”39。为安定人心，保证良好运转，宝吉局制定了合理严谨的制度规范。

宝吉局依据户部颁发的试行鼓铸的条例，仿照康熙时期铸造八分小钱，节省经费，杜绝私销；为防止铜铅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仿照福建省采用铜铅平均分配，以求节省且适用；为节省成本，采用东洋铜铸造制钱；宝吉局铸钱除七里货捐之外，增添四厘，以求补足亏损；铸钱难筹，以公款应急，铸钱后照数归还；铸钱每年盈亏不定，吉林省仿照赈捐，开捐以弥补厘捐之不足；设炉试铸样钱，以试铸耗材情况估算铸钱经费；仿照他省，派专责专员办理采购、监铸等职务；禁止铸造铜器，防止私铸私销；铸造的新钱与之前的旧钱可一起使用，但禁止使用其他小钱，吉林省按照每斤小钱六十文价格收购，不得有藏匿；禁止制钱运送出境；于营口设立转运局，水路运输铜铅等原材料，以节省成本经费40。宝吉局委专人赴上海等地购入铸钱原料，“水陆运费实用核销”41，采购人员每月有津贴“白银二十两，随身带的贴书、领催人役，均每月津贴八两”42。

《吉林通志》中有关宝吉局的记载

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吉林城内发生火灾，大量商铺、民房以及军署皆被烧，宝吉局因“省城被遭回禄，事景萧条，裁撤二炉”43，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继任将军长顺以“鼓铸出钱少而赔费甚多”44请宝吉局奏停。光绪十九年（1893）又裁撤一炉，光绪二十八年（1902）宝吉局始兼铸铜元。

宝吉局的业务依据条款清晰规定并具有铸币的预算系统，其根据样币预算铸币成本，尝试通过控制成本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提出公款垫资应急、加强监铸，并收缴小钱，整顿市场等。

宝吉局光绪通宝机制制钱：

1

2

3

伪品

宝吉局方孔钱的版式系列

1.单点通系列

1.单点通正样一（如清文等非铸造原因产生的差异以汉字数目字区分）

2.单点通正样二

3.单点通正样三

4.单点通正样小绪

5.单点通正样小光

6.单点通正样阔字

7.单点通正样短横光（较少）

8.单点通泉手吉大型（较少）

9.单点通泉手吉小型

10.单点角头通楷书小字一（较少）

11.单点角头通楷书小字二（较少）

12.单点角头通楷书小字退光（少）

13.单点大头通一

14.单点大头通二

15.单点大头通三

16.单点大头通四

17.单点大头通五

18.单点大头通大字长横光

19.单点大头通缩字（较少）

20.单点大头通缩字广穿（较少）

21.单点大头通小字

22.单点大头通小字短撇光

23.单点角头通扁光绪长通宝一

24.单点角头通扁光绪长通宝二

25.单点角头通扁光绪长通宝三

26.单点角头通异书小满文一（较少）

27.单点角头通异书小满文二

28.单点通缩字正样

29.单点通纤字降满宝正样

30.单点通小字

2.双点通系列

31.双点通一

32.双点通二

33.双点通三

34.双点通四

35.双点通五

36.双点通六

37.双点方头通中字一（少）

38.双点方头通中字二（少）

39双点方头通中字三（少）

40双点方头通中字四（少）

41.双点方头通中字五（少）

42.双点方头通小字

43.双点通窄缘大字

44.双点通窄缘大字大满文

45.双点通窄缘大字大满宝

46.双点通窄缘大字中满文

47.双点通窄缘大字小满文

48.双点通仰光小阔缘

49.双点通扁光绪长通宝

50.双点通巨字降满吉

51.双点通缩字小满文一（略少）

52.双点通缩字小满文二（略少）

53.双点通阔满文长满宝

54.双点通长满文（少）

55.双点通小满文

3.其他

56.机制手（很少）

57.大直径一（23.6-23.9mm）

58.大直径二（23.6-24.5mm）

59.大直径三（23.3-23.8mm）

60.小直径（19.5mm）

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二十五年（1899）任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的韩国钧铸有《铸钱述略》一书，书中除对宝河局用于翻砂铸钱的机制母钱有“模以砂成印，砂之模仍须用钱，钱必铜制，刻工甚费，镌字于钢是为母模，盖铜片其上垫以铅块尽力锤之，铅较铜弱，为锤所迫则铜片入钢之凹处即成字形，幕亦仿此为之，然后将两铜片合成一钱如印，印泥如锥画…”等记录。宝吉局的机制母钱不同于宝河局的机制母钱，二者外在区别明显、工艺有所不同，盖因为技术来源不同，前者较有可能源于上海，后者较有可能源于天津，有待细考。

宝吉局母钱工艺程度不差，制钱金属成分合理，而制钱精美者少，盖因炉砂配比中煤灰比例高，其遇高温铜液燃烧形成孔洞，故铸币形貌恶劣，具体情况待详考。

吉林将军驻地为今吉林省吉林市，建国后这一区域曾探测、出土大量宝吉局光绪平钱及与铸厂相关物什，佐证局址所在，此地宝吉局钱爱好者众多，光绪时期没有宝蓟局。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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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吉局制钱金属成分分析表：

1996 年 8 月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张立明、游孚生编著的《吉林铸币》中有“光绪十年（1884 年），吉林将军希元以‘以济现钱之缺，以代凭帖之用’，在吉林机器局铸造一钱、三钱、五钱、七钱及一两厂平银元，‘但因铸额仅五千两，数量不多，疏通不广，此项原为制钱缺乏而改为用银之变通办法，亦未能制止抹兑之行使’。在制钱缺乏，所铸厂平银元又不足流通时，绅、商建议设炉铸造制钱，但吉林将军希元认为：吉林不出产铜、铅，铸制钱原材料从上海购进，成本大、费用多，‘每铸钱一吊，须赔费三百数十文’，‘吉林财政短绌，不愿轻意尝试’。但绅、商则认为：‘不鼓铸制钱，交易即难以圆滑进行，’‘并愿于七厘货捐之外，另加四厘货捐，以资补贴’。经吉林将军同意，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初十日奏请设炉铸钱，朝廷‘准其试行铸造’。同年，由商捐官办，正式设立宝吉局，开炉鼓铸制钱。

宝吉局设在吉林城迎恩门里，将一处废弃旧铁匠炉改为铸钱场所，设炉4座，名为元炉、亨炉、利炉、贞炉。设有大堂和办事房、钱库房、听差房、匠役房、盛料房等 51 间房所；用有总理、会办、委员、买办、夫役、匠役 64 人。制钱重量，清政府在光绪十三年（1887 年）正月曾规定：‘每钱一文，均以重一钱为率，京局及各省一律照办，不得稍有参差。’对此，吉林将军根据吉林地方特殊情况出奏：吉林‘地方边陲，购运铜斤，资本较巨，工费亦昂，铸钱分两若重，不特赔本益多，而且易起私销之弊。自应因地制宜，拟照康熙年间最小制钱，每文八分重章程试行铸造。’得到清廷批准后，于同年正式开铸吉林光绪通宝制钱。吉林光绪通宝制钱，每枚重八分，正面镌‘光绪通宝’四个汉字，背面穿左右满文‘宝吉’两字。

官炉日浇铸制钱 90 吊，4 炉年约铸制钱八九万吊。光绪十五年（1889 年），吉林将军长顺又扩充宝吉局，添设炉座及工料，并派人赴上海采购机器，铸造机制制钱。光绪十六年（1890 年）三月，吉林省城发生大火，由牛马行桥南城隍庙至将军署一带官衙、民房全被烧毁，市面因之萧条，宝吉局裁撤两炉，光绪十九年（1893 年）又裁撒一炉。以后仅有一炉生产和用机铸少量制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吉省宝吉局归并银元局搭铸铜元折》中，奏称：吉林宝吉局‘…开办后，每年仅铸钱一二十万千，市面不敷周转，且铸钱一千即赔钱三四千文，以四厘捐弥补外，仍复不赀，屡经设法整顿，因人工太费，苦无善策。春间，据署吉林度支司陈玉麟详请将该局裁并银元局，搭铸铜元，以节糜费，而便商民。’随后，宝吉局裁撤归并吉林银元局。光绪通宝制钱黄铜。光绪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887 年-1908 年）土法浇铸，传统制钱形式，方孔圆廓，重八分。正面铸‘光绪通宝’四个汉字，背面穿左右铸满文‘宝吉’二字”。

宝吉局光绪通宝翻砂制钱

戴建兵《中国近代币制的转折点-机制制钱研究》一文有“早在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将军希元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机器局用机器制造厂平银元，为解决市面交易缺制钱，希元又下令就省城旧有废置不用之官铁炉设局，名曰‘宝吉钱局’，鼓铸制钱。光绪十五年（1890 年）吉林将军长顺，又增炉座及工料，并至上海采购机器，大量制造制钱，所铸钱背满文‘宝吉’。背满文‘宝吉’钱币，常被认为是直隶蓟镇局所铸，实际上光绪年间蓟镇并未开炉铸钱”。

宝吉局铸币的成色、铸量难以确定，仅可知有“熔铜罐子四个，用香燋子三百六十斤，用翻沙柳木炭七斤，用生炉黑炭三十斤。每吊钱用铜二斤四两四钱，用白铅一斤十二两六钱，除火耗二成，每吊净重三斤四两”45。

机制方孔制钱是传统行钱、制钱向以机制铜元、银币为代表的近现代机制币的过渡形式，其穿孔具有特殊性，也是引起成本升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宝吉局机制夹心母钱（栾景文收藏）

机制方孔制钱铸行之所以亏损，除了原料成本、铸造效率等因素外，技术方面的原因很重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孔技术，制钱压印不论是否先打孔，都存在由于技术不过关废品率高、压好的成品美观度低等问题。绝大多数方孔制钱都采用先冲孔再落料成币坯后印字的方式，因印花机在每分钟百枚，中心方孔的方位在喂饼时难以准确固定，故产生许多歪斜次品。机器造制钱最多的广东钱局所用之方法即“先冲孔，再落料，后印花”46。“冲孔”47是指自金属坯饼上打去不要的部分，如冲成中央为方孔或圆孔的币坯，“落料”48指在金属板片上打出所需的坯饼。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六日上《报告广东机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提到了铸造流程，“熔成扁块，再用火烘热，以机轮碾成铜片，次用机器轧出方孔钱坯，摇洗磨光，然后印字成钱”49。随后开办之各局几乎多采用此工法.

方孔机制币坯

穿孔不正的机制方孔钱:

宝宁局机制方孔钱

宝广局库平一钱机制方孔钱

宝陵局机制方孔钱

四川机器局工法为“先落料，再印花，后冲孔”50。该局铸造机制方孔制钱所用技术设备来自美国汉立克纳浦厂，该厂创办人史密斯在接获订单后，鉴于方孔位置无法把握及专利权使用费过高等原因建议改成圆孔，但中方以于传统不符为由拒绝，于是他试验各种工法，在充分考虑方孔成型效果与币坯固定的关系、模具雕刻的难度及使用寿命等因素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测试，试验成功先以正常方式用普通冲床落料，再于印花机压印钱文之后在同架机器上冲出方孔的方法，在印花成形的同一穴内印花后由转盘旋转送至下一位置进行冲孔，硬币不必离开原来印花穴位置，由此没有出现歪斜移位的可能，如运用此方式铸币出现孔斜问题则是坯饼未进入正确位置所致。

这种先印花再冲中孔的工法使机制宝川制钱上的穿孔较其他局厂所出的端正，而且没有铜料剪断时产生的毛边，运用此法的尚有宝武机制方孔制钱。宝吉局机制方孔制钱已见仿真度很高的伪品，有些甚至入封了外国评级公司盒子，应警惕。

宝吉局的设立及铸造的制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吉林地区的钱荒问题，“吉林银贵钱少的矛盾得到了缓和”51，对维持物价稳定，对恢复经济有促进作用。宝吉局铸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吉林地区的抹兑、私贴滥发和私铸和私销，自“禁止抹兑，市面赖此新铸钱文，颇能周转”52，促进了本地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了货币市场。但同时，宝吉局铸币预算系统不健全，成本控制存在问题。宝吉局铸造制钱由外地购入铜铅等原料，成本太高，“每千赔费三百”53，长顺曾奏请从每年下拨给吉林的银饷中“划出一万两，按每两换钱三千文的比数，改拨铜钱”54，一两白银等价制钱三千，“在商界仍无济于事，在官府已亏累不堪”55的情况下强制铸造和使用价低于本的制钱必然难以持久。宝吉局成立时属商捐官办，商人逐利导致其资金并不稳定，因为，在铸币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政府以筹借公款垫资铸造的问题。同时，民众对于宝吉局制钱的接受度不高，“鹅眼、榆荚充斥市面”，“钱法日紊”56。制钱的铸造未能真正改变吉林币制混乱和“商民交困”57的状况。

吉林地区使用的铜元起始由关内输送，光绪二十八年（1902）吉林地区开始试铸铜元，“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开工试铸”58，也有吉林地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铸铜元一说59，还有记载称大约于光绪三十年（1907）“奉、吉两省，相继设厂，铸造铜元”60，有记载吉林铜元于吉林铸造辅币铜元参与市场流通，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停止铸造61，后来北洋政府于清民之交铸发过新式铜元。

吉林铸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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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吉林将军长顺在下发给个分巡道的札文中提到“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圆，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62，吉林遵照办理，铸造铜元发行流通，以维圜法。吉林初铸铜元时，有“当二、当十、当二十”63三种面值，后来改为“当二十、当十、当五和二文”64四种，有称有三十文面值者。吉林铸造的光绪铜元有不称“文”，而称“箇”。虽然宝吉局的铸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吉林的钱荒状况，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下令将其裁撤，归并于吉林银元局。

注释：

1·绥远：即今抚远，今属黑龙江省。

2·游孚生：《吉林货币百年史话》，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 年，第 31 页。

3·张培林：《吉林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铸币》，《中国钱币》2013 年第 4 期，第12-22 页。

4、5·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第 8-9 页。

6·《泉币》创刊号，第 71 页。

7、9·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

8·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 年，第149 页。

10·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 年，第150页。

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中华书局，1964 年，第 802页。

12·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

1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中华书局，1964 年，第 802页。

14、15·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

16、1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中华书局，1964 年，第 798页。

18·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 年，第155页。

19·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中华书局，1964年，第802页。

2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中华书局，1964年，第 801页。

21·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183 页。

22·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第 252 页。

23·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183 页。

24·吉林省志编委会：《吉林省志·金融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1 页，

25·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35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018 件。

26·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出版社，1986 年，第 2916 页。

27、34·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35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021 件。

28、3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9 月，第 579 页。

35·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215 页。

36·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第 2928 页。

37·吉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吉林省志·金融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7页。

38·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出版社，1986 年，第 2917 页。

39·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 35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023 件。

40·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 35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025 件。

41、42·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216 页。

43·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出版社，1986 年，第 2929 页。

4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9 月，第 579 页。

45·长顺：《吉林通志·钱法》，文海出版社出版社，1986 年，第 2929-2930 页。

46～4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49·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9 月，第 572 页。

5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51·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长白丛书研究系列之二十八·吉林近代史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年，第 49 页。

52·杨洪友校注：《长春县志·食货志》，长春出版社，2018 年，第 154 页。

53·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 35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018 件。

54·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长白丛书研究系列之二十八·吉林近代史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年，第 49 页。

55·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35 年，第 34 页。

56·吴荣曾《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江苏省钱币学会》2003 年 6 月。

57·王显国：《清末铜元研究》，《科学科技大学学报》2019 年第 7 期。

58·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 38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555 件。

59·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161 页。

60·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35 年，第 35 页。61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161 页。

62·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 38 册，吉林金融档案第 0434 件。

63·吉林省志编委会：《吉林省志·金融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3 页。

64·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吉林货币金融史料》，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1988年，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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