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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公司与皮包公司，为何“野火烧不尽”？

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几台打印机日夜不停地吞吐，寥寥数人操纵着价值数亿元的票据流水线。这是湖北武汉市一个虚开发票团伙的日常，他们通过78家空壳公司，五年间虚开发票超4.6万份，价税合计高达2.86亿元。

2018年春天，周某租下一间办公室，摆上两台电脑、几部电话，一家“发票工厂”便开始运转。

他和妻子陈某招募了几名帮手，组建了一个高效的黑产链：周某负责核心业务，陈某用自己及父母的账户完成公司注册、资金清洗等事宜。

他们像开办工厂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地生产空壳公司，然后大量虚开发票，直到2023年这个存在长达5年的黑产链才被连根拔除。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近年来，空壳公司和皮包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成为经济领域的顽疾。从湖北武汉的“发票工厂”到深圳75家空壳企业虚开13亿元发票大案，这些案例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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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低成本高收益：空壳公司的暴利诱惑

空壳公司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极低的运营成本与巨大的非法收益之间的巨大反差。

在武汉江汉区的案例中，一个仅需20平方米空间的“发票工厂”，几台打印机日夜不停地运转，却能创造出数亿元的票据流水。

犯罪团伙只需要租用一个小型办公室，配备基本办公设备，就能开始运作。

相比之下，空壳公司带来的收益却十分惊人。上述案例中，周某等人虚开发票的价税合计达到2.86亿余元。

他们通过收取2%至7%的服务费获利，即便按最低比例计算，非法利润也达到数百万元。

江苏省盐城市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20年至2024年，该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涉空壳公司犯罪案件仅49件，但涉案金额高达16.5亿元，平均每起案件涉及金额超过3300万元。

这些数字揭示了空壳公司屡禁不止的经济驱动力——暴利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02 监管漏洞：空壳公司滋生的制度温床

监管体系存在的漏洞为空壳公司的滋生提供了制度温床。

随着公司注册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企业设立的门槛大幅降低。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机关简化了注册流程及时间，使得设立空壳公司变得更加容易。

与此同时，企业退出市场的程序却相对繁琐。企业退出通常要经过决议解散、清算分配和注销登记流程，需要清理公司财产、清缴税款、清理债权债务等，待清算结束后制作清算报告并办理注销公司登记。

繁琐耗时的流程使得大量空壳公司即使停止经营，也依然留在市场上。

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未互通互享也是关键问题。因可调动的数据资源限制，暂无法将涉案公司的工商登记、税务、社保、涉诉等数据信息全面汇总分析，导致相关职能部门对异常信息的分析研判精准度低、辨识能力弱。

此外，监管力量不足也导致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市监部门缺乏足够人力对辖区内所有企业进行定期实地检查，使得许多注册后从未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能长期存在。

03 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的隐蔽操作

空壳公司的操作手段日益复杂和隐蔽，增加了打击难度。

犯罪分子现在常常通过境外软件隐蔽转移交付空壳公司信息。为逃避打击，犯罪分子通过境外匿名交友软件发布收购空壳公司“四件套”广告，在与国内买卖空壳公司中介取得联系后，约定线下交易时间和地点，并通过虚拟货币支付，隐蔽完成空壳公司信息转移交付。

这使得公安机关难以全链条追踪打击犯罪分子。

空壳公司的资金流向也错综复杂。在深圳的虚开发票案中，检查人员发现资金由下游受票企业支付给疑点企业对公账号后，层层回流至下游受票企业关联人员的个人账户，实现资金回流。

这些资金流转账户多，既有公司账户又有大量私人账户，增加了追踪难度。

近年来还出现了利用平台经济的新型犯罪手段。少数以灵活用工平台等名义设立的互联网平台，自身并不开展实质性经营业务，仅通过帮助其他主体开具发票来转引税源、虚增平台注册地收入。

更有甚者，个别平台试图为从业人员在平台所在地批量转办为个体工商户进行登记，将个人劳务报酬等收入转化为个体户经营所得收入，套用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以达到少缴或不缴个人所得税的目的。

04 政策扭曲：优惠政策被恶意利用

不法分子还恶意利用各项优惠政策，扭曲了政策初衷。

创业优惠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本意在鼓励创新和创业活动，通过行政审批便利化、推行集中办公区、提供税收减免返点、托管服务、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措施降低设立和维护公司的成本。

然而这些善意的政策却被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借此大量设立空壳公司进行逃税等违法犯罪活动。

小规模纳税人税费优惠也成为滥用对象。一些企业在连续12个月销售总额超过500万元后需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无法再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费优惠，便想出用空壳个体户拆分营业收入的招数。

该企业将超过享受税费优惠限额的收入，拆分至空壳个体户，企图逃避税务监管，达到偷税目的。

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同样被钻空子。少数互联网平台通过帮助其他主体开具发票来转引税源、虚增平台企业注册地收入，并以此骗取地方财政返还或其他奖补。

这种“空壳平台”不仅扰乱了平台经济生态，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05 协同治理：跨部门合作的缺失

空壳公司问题难以根治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不足。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数据部门、司法机关等部门尚未建立涉空壳公司治理执法司法衔接机制。这导致部分空壳公司在案发后未第一时间被注销，长期处于存续状态。

有的空壳公司在刑事判决认定其涉及犯罪活动后仍合法存续，存在再次被用于犯罪的风险。

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也阻碍了有效监管。数据、税务、人社、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各有自己的信息系统，但未能充分共享即时信息，缺乏空壳公司协同治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交流会商和研判机制。

监管盲区的存在使得空壳公司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不明晰，导致对一些交叉地带的空壳公司监管不到位，形成了“都该管却都没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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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空壳公司顽疾，各地已经开始探索治理之道。河南省博爱县检察院在2024年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已依法吊销企业营业执照32家，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175家。

税务部门近年来也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起覆盖面广、反应灵敏、跨区联动的监管体系。通过比对申报数据与银行流水、用工数据等多源数据，税务机关能够快速识别异常经营特征。

正如一位检察官所说，案件的办结维护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而向有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则深化了“检察 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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