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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舅哥林伟满脸通红、嘴唇嗫嚅着站在我那间烟火气十足的小机加工坊门口，求我“看在两家人的份上，回去帮他一把”时，我知道，我这五年的忍耐，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五年，我像一头老黄牛，扎在那个充满机油味的厂房里，没日没夜地调试设备，改良工艺。我以为，我和他，是并肩作战的合伙人，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家业在奋斗。

可连续五年，每年年底厂子雷打不动净赚两百万上下，他大手一挥，给我一个装着十五万现金的信封，剩下的，连同一句“弟，辛苦了”，都归了他。一百八十五万。我不是没算过这笔账，只是每次都被妻子林晓那句“我哥就那脾气，咱们是一家人，别计较”给堵了回去。

直到我决定撤出我那二十万“技术股”和全部心血时，他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一直被他当作高级技工的妹夫，才是这家工厂的定海神针。

而这一切，都得从六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我们两家人在小饭馆里喝掉那瓶二锅头说起。

第1章 一瓶酒，一个口头承诺

六年前，我叫陈建国，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了快十年的老师傅。技术是厂里公认的一把好手，但工资条上的数字，却像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几十年不见动弹。妻子林晓是她家的小妹，温柔贤惠，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她那个能说会道的大哥林伟，有点近乎盲目的崇拜。

大舅哥林伟，当时在一家私企跑销售，人活络，嘴皮子利索，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要干大事”的劲儿。每次家庭聚会，他总是话题的中心，从国际形势聊到市场风口，听得我那不善言辞的老丈人频频点头。

那个夏夜，天气燥热得让人心烦。我们在街边一家叫“兄弟小炒”的馆子吃饭，庆祝我儿子陈阳考上市重点高中。几杯酒下肚，林伟的脸喝得通红，他一拍桌子，对着我说：“建国，你那技术，窝在厂里屈才了！一个月挣那三瓜俩枣，啥时候能让你嫂子和过上好日子？”

我闷头喝了口酒，没接话。这种话，他说了不止一次了。

“我这几年跑业务，手里攒了点人脉和订单，就缺个你这样的技术大拿。咱们兄弟俩合伙，开个小加工厂，怎么样？专门做精密零件，这块市场大得很！”他越说越兴奋，眼睛里放着光。

我妻子林晓在一旁帮腔：“是啊建国，我哥路子广，你技术好，你们俩合作，肯定能成。”

我姐姐，也就是林伟的妻子陈建芳，也笑着说：“建国，你别犹豫了，都是自家人，知根知底，还能亏了你不成？”

我心里不是没动过。国营厂的日子一眼能望到头，儿子将来上大学、结婚、买房，哪样不是一座山？可开厂不是小事，风险大。

“我……我没那么多本钱。”我实话实说，我那点积蓄，给儿子交完学费就所剩无几了。

“钱的事你别担心！”林伟一挥手，豪气干云，“我出八十万，你呢，人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最大的股份！我算你二十万技术股，咱俩凑一百万启动。赚了钱，刨去成本，利润咱俩五五分！亲兄弟明算账，这样你总放心了吧？”

“五五分？”我愣了一下，这条件，太优厚了。我一分钱现金不出，纯靠技术，就能拿一半的利润。

“那当然！”林伟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我林伟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我负责跑市场、拉订单、搞关系，你负责生产、技术、保质量。咱们俩，就是这厂子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来，建国，为了咱们的好日子，干了！”

他举起酒杯，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两边的女人也都满怀期待地望着我。那杯廉价的二锅头，在灯光下晃动着，仿佛晃动着一个金光闪闪的未来。

我看着妻子眼里的期盼，想着儿子未来的学费，一咬牙，端起酒杯，跟他重重地碰了一下。清脆的玻璃碰撞声，像是一份契约的落印。

“哥，我跟你干！”

那晚，我们都喝多了。我记得林伟反复念叨着“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我妻子林晓也靠在我肩上，小声说：“建国，以后咱家就靠你了。”

我信了。我信了那句“五五分”的承诺，信了那句“自家人知根知底”，更信了那个被酒精和梦想烧得滚烫的夜晚。我辞掉了国营厂安稳的铁饭碗，一头扎进了那个租来的、空荡荡的厂房里。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累，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光。为了省钱，厂房的电路是我自己拉的，二手机床是我一台台淘回来，亲手调试校准的。林伟负责跑工商、税务，确实也忙得脚不沾地。我们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常常在车间里忙到深夜，身上沾满了油污，但心里却是热的。我设计了一套新的夹具，让加工效率提升了百分之三十；我改良了冷却液的配方，让刀具的损耗降低了一半。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我觉得，那个“五五分”的未来，离我更近了一步。

半年后，工厂正式投产，接到了第一笔订单。当第一批闪着金属光泽的合格零件从生产线上下来时，我激动得眼眶都红了。林伟也赶了回来，他抓着一个零件，翻来覆去地看，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建国，好样的！我就知道你行！”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第一年分红下来，先给家里换台大点的电视，再给林晓买条她念叨了很久的金项链。

第2章 第一个十五万

工厂的运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顺利。林伟的销售能力确实不是盖的，他总能拉来一些利润不错的大单。而我，则成了工厂的定海神针。无论客户提出多刁钻的技术要求，无论生产中遇到多棘手的难题，我总能想办法解决。

工人们都服我，他们叫我“陈工”，知道只要我在，天大的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有时候为了赶一个急单，我能带着工人们在车间连轴转两天两夜，困了就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眯一会儿。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几乎就没离开过身，上面总是混杂着机油、铁屑和汗水的味道。

而林伟，则越来越像个“林总”了。他换了车，从一开始的二手桑塔纳，换成了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西装也越来越挺括，手上的表也换了好几块。他来工厂的次数渐渐少了，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应酬，陪客户吃饭、喝酒、唱歌。

每次他来，都是意气风发地在车间里转一圈，拍拍我的肩膀，说几句“建国，辛苦了”、“生产上的事，你多费心”，然后就回到他那间装着空调和真皮沙发的办公室喝茶。

我对此并没有太多想法。分工不同嘛，他在外面拉订单也不容易，喝酒喝到胃出血都好几次。我们是合伙人，是兄弟，没必要计较这些。我心里惦念的，是年底的分红。

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年底盘账，刨去所有成本、工人工资和税收，厂子净利润不多不少，正好两百万出头。

这个数字让我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两百万，五五分，那就是一百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跟妻子林晓悄悄说了这个数字，她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开始计划着是不是可以看看房子，准备给儿子陈阳以后做婚房了。

分红那天，林伟特意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泡了上好的大红袍，满脸笑容地递给我一支烟。

“建国，坐。这一年，你功不可没啊。”他靠在老板椅上，慢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

我有些拘谨地搓着手，嘿嘿笑了两声：“哥，这不都是应该的嘛，厂子是咱们俩的。”

“对，是咱们俩的。”林伟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你今年的。辛苦一年了，拿着，给嫂子和侄子买点好东西。”

我心里一热，伸手去拿那个信封。入手很沉，我估摸着厚度，心里盘算着这大概是十万块的现金。也对，一百万不是小数目，他可能是先给一部分现金，剩下的走账。

“哥，这……”我正想问剩下的钱怎么给我。

林伟却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建国，我知道，这跟你想的可能有点出入。但是你要理解，厂子刚起步，明年还要扩大生产，买新设备，到处都要用钱。我寻思着，利润就先不分了，大部分留作公司的发展基金。你这十五万，算是我个人给你发的年终奖金，让你过个好年。你看怎么样？”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

十五万？不是一百万吗？

我脑子嗡的一下，有点懵。我看着他真诚的脸，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得好像也很有道理，工厂要发展，确实需要钱。可……可当初说好的是五五分啊。

“哥，咱们当初不是说……”我艰难地开口。

“哎，此一时彼一时的嘛。”林伟笑着拍了拍我的手，“建国，你是个实在人，不懂生意上的弯弯绕绕。钱放在公司账户上，不还是咱们俩的钱吗？跑不了。你放心，哥还能亏待你？等厂子做大了，上了市，你就是元老，是功臣！”

他给我画了一个更大的饼，用“公司发展”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我那份应得的利润，轻飘飘地就抹掉了。

我捏着那个装着十五万的信封，感觉它烫手得很。我嘴笨，吵架的话我说不出口，尤其对面坐着的还是我大舅哥。我看着他，他眼神坦然，仿佛他做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多么的为大局着想。

我还能说什么？说他言而无信？那不是当场撕破脸吗？我姐姐怎么办？我妻子怎么办？这刚刚红火起来的家业，难道就要因为分钱不均，闹得鸡飞狗跳？

最终，我沉默了。我把那个信封塞进怀里，点了点头，声音干涩地说：“行，哥，我听你的。”

走出办公室，外面的冷风一吹，我才清醒过来。一百八十五万留在了公司，而我，这个撑起整个工厂技术半边天的人，只拿了十五万的“年终奖”。

晚上回家，林晓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把信封拿出来，把林伟的话复述了一遍。

林晓数了数钱，脸上也有些失望，但她还是劝我：“建国，大哥说得也有道理。厂子是咱们自己的，把钱投进去，以后才能赚更多嘛。再说了，十五万也不少了，比你以前在国营厂一年挣得都多。我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大方得很，不会亏待咱们的。”

她的话，像一根软钉子，扎在我心里，不疼，但堵得慌。

是啊，十五万，确实比我以前的工资高多了。可这不是工资，这是分红！这是我应得的利润！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看着天花板，第一次对那个“五五分”的承诺，产生了怀疑。也许，从一开始，在林伟心里，我就不是合伙人，只是一个他用“亲情”和“承诺”雇来的，高级打工仔。

第3章 习惯成自然的十五万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接下来的四年，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好，规模也扩大了一倍。我们搬了新的厂房，添置了更先进的数控机床。每年的净利润，都稳定在两百万左右，有时甚至能冲到两百五十万。

林伟的座驾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A6，后来又换成了宝马5系。他在市区最好的地段买了套一百八十平的大平层，装修得富丽堂皇。我姐姐陈建芳也辞掉了工作，当起了全职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逛街、美容、打麻将，一身的珠光宝气。

而我，依旧是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陈工。每天骑着我那辆旧电瓶车，在工厂和家之间两点一线。我们家，还住在那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

每到年底，分红的场景都和第一年如出一辙。林伟会把我叫到他那间越来越气派的办公室，泡上好茶，然后拿出一个装着十五万现金的信封，用几乎不变的台词告诉我，公司的钱要用于发展，要留足备用金，要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而我，也从第一年的震惊和不甘，变得麻木，甚至习惯了。

每次我拿着那十五万回家，妻子林晓都会一边数钱，一边自我安慰般地说道：“挺好的，一年十五万，稳定。我哥说了，钱都还在厂里，厂子就是咱们的家底，越厚实越好。”

我不是没想过再争取一下。第二年的时候，我旁敲侧击地提过一次，说儿子上大学花销大，想多拿点分红。

林伟当时正摆弄他新买的一套紫砂茶具，头都没抬，就说：“建国，你这思想就不对了。眼光要放长远点！咱们现在是打江山，不是分蛋糕的时候。你缺钱跟我说，我私人借给你，但公司的规矩不能破。”

他把“合伙分红”偷换概念成了“公司规矩”，堵得我哑口无言。我怎么可能跟他借钱？那不成我找他要饭了吗？

渐渐地，我也懒得再提了。家庭聚会上，林伟总是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而我，永远是那个坐在角落里，默默吃饭，不怎么说话的妹夫。亲戚们都羡慕我，说我跟了个好老板，一年挣十几万，轻松。

轻松？他们不知道，为了攻克一个德国客户的超高精度要求，我曾经在实验室里关了整整一个星期，吃了七天的泡面。他们也不知道，有一次一台核心设备深夜突发故障，我冒着大雨骑电瓶车赶到工厂，在冰冷的机床下躺了半宿才修好，第二天就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还撑着去车间指导生产。

这些辛苦，林伟是看不见的。在他眼里，我拿十五万，他拿一百八十五万，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市场是他跑的，客户是他陪的，关系是他维护的。而我，不过是待在厂里，干点技术活罢了。

人心，就是这样被一点点养大的。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我的地位，也越来越像一个拿着高薪的员工。

厂里的人事、财务，全都由他老婆，也就是我姐姐陈建芳把持着。我虽然挂着一个“生产副总”的头衔，但实际上，除了生产车间，我什么都管不了。我甚至连厂里具体的财务报表都看不到，每年那两百多万的利润，都是林伟口头告诉我的。

我像一只被温水煮着的青蛙，在“亲情”和“稳定”的麻痹下，渐渐失去了抗争的力气。我安慰自己，算了，至少比在国营厂强。至少，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儿子陈阳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也都能负担得起。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那份最初的创业激情，早已被这不变的十五万消磨得一干二净。我每天上班，下班，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那个“五五分”的承诺，像一个久远的、不真实的梦，我甚至都懒得再去回想了。

直到第五年，一件事情的发生，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破了我麻木的神经，让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下去。

我儿子陈阳大学毕业，谈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了。女方家提出，结婚可以，但必须在市里有套婚房。

第4章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儿子要买婚房，这本是天大的喜事。可我和林晓盘算了一下家里的积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这五年，我每年拿十五万，加起来是七十五万。刨去家里日常开销、人情往来，特别是儿子上大学这几年花掉的十几万，我们手头能动用的，满打满算，也就五十万出头。

如今市里的房价，好一点的地段，一平米都要两万多。一套房，首付至少要七八十万。我们这五十万，连个首付的边儿都够不着。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格外压抑。林晓唉声叹气，我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儿子陈阳看在眼里，懂事地说：“爸，妈，要不就算了，我再跟我女朋友商量商量，我们先租房结婚。”

看着儿子故作轻松的脸，我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作为一个父亲，连儿子结婚的婚房首付都凑不齐，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和无力。

晚上，林晓终于忍不住了，她对我说：“建国，要不……你再去找我哥谈谈？就说阳阳要买房，看他能不能从厂里多支点钱出来。这几年，厂子赚了那么多钱，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外甥连婚都结不成吧？”

我沉默了。去找林伟？我几乎能想象到他的反应。他会先是惊讶，然后用那种“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眼神看着我，最后再用一堆“公司发展”的大道理把我打发回来。

可是，为了儿子，这张老脸，我必须得豁出去了。

第二天，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衬衫，敲开了林伟办公室的门。他正翘着二郎腿，在打电话，语气听起来是在谈一笔高尔夫球会的会员卡。看到我进来，他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坐，然后继续聊了十几分钟才挂断电话。

“建国啊，什么事？”他给自己续上水，随口问道。

我搓着手，有些紧张地把儿子要买房，还差二三十万首付的事情说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商量，而不是在讨要。

“……所以，哥，你看，能不能……从我那份里，提前支一部分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措辞，把本该是我的“分红”，说成了“我那份”，又说成是“预支”。

林伟听完，眉头皱了起来。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前倾，盯着我，说：“建国，不是我说你。阳阳买房是大事，你怎么不早做打算？这几年你每年拿十五万，五年下来也不少了，怎么连个首付都凑不出来？”

他的话，像一根根钢针，扎进我的心脏。我拿十五万，他拿一百八十五万，他开着宝马住着豪宅，却反过来质问我为什么存不下钱？

一股压抑了五年的火气，瞬间就冲上了我的头顶。

“哥，这五年厂子总共赚了多少钱，你我心里都有数。当初说好的五五分，如果按那个算，我别说给阳阳买一套房，买两套都够了！”我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大了起来。

林伟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陈建国，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质问我吗？你别忘了，这个厂是谁撑起来的！没有我拉订单，没有我跑关系，你那点技术能变成钱吗？你就是个车间主任的料！我一年给你十五万，那是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给脸不要脸？”我气得浑身发抖，也站了起来，和他对视着，“林伟，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厂没有我，能开得下去吗？那些高精度的活儿，除了我谁能搞定？那些机器坏了，除了我谁能修好？我拿的不是你给的工资，是我应得的股份分红！”

这是五年来，我第一次和他这样正面冲突。办公室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林伟气得脸红脖子粗，他大概没想到，一向老实隐忍的我，会突然爆发。

他喘着粗气，来回踱了两步，然后冷笑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扔在桌上：“行，陈建国，你不是要钱吗？这里面有三十万，算我借给你的！够你儿子付首付了吧？以后别再跟我提什么五五分，我听着烦！”

他用一种施舍的姿态，扔给我三十万。这笔钱，本就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现在却成了他借给我的“人情”。

我看着桌上那张银行卡，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这五年来的每一次不公，每一次忍让，每一次自我安慰，在这一刻，全部崩塌了。

我突然就冷静了下来。

我没有去拿那张卡，而是坐回了沙发上，看着林伟，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钱，我不要了。”

林伟愣住了。

我继续说：“林伟，这个合伙人，我干不了了。当初我没出现金，算的是二十万技术股。这五年，厂子发展了，这股份也该增值了。咱们也别算那么复杂了，你就按当初的二十万，把我的股本退给我。从今天起，我退出，这个厂，跟你我再没关系。”

我说出“退出”两个字的时候，感觉浑身都轻松了。这就像一个背了五年沉重枷锁的人，终于找到了打开锁的钥匙。

林伟彻底懵了，他大概以为我是在说气话。他怔怔地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你说什么？你要撤资？”他难以置信地问。

“对，我撤资。”我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他，“明天我会让律师过来跟你谈具体的手续。生产上的事，我会交接一周。一周后，我就不来上班了。”

说完，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身后，是林伟惊愕和愤怒的咆哮，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知道，从我走出这扇门开始，一切都将不同了。

第5章 撕破脸的家宴

我提出撤资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我家和姐姐家之间炸开了。

当天晚上，妻子林晓哭红了眼睛，她抓着我的胳膊，反复问我：“建国，你怎么这么冲动？你跟我哥吵架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就闹到要撤资的地步？你走了，我们家以后怎么办？”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我把白天在办公室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林伟那句“你就是个车间主任的料”。

林晓听完，也沉默了。她了解她哥哥的脾气，知道他说得出这种话。但沉默过后，她还是拉着我的手，小声劝道：“他那是气话，你怎么能当真呢？他就是嘴上不饶人，心里还是有你这个妹夫的。你明天去跟他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道歉？”我自嘲地笑了，“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小晓，这五年，我受的委屈还不够吗？我是为了这个家在忍，可忍到最后，连儿子的婚房都买不起，还要被人数落，我图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对林晓发火。她被我吼得愣住了，眼泪又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没去工厂，而是真的去找了个律师咨询。律师告诉我，我这种情况，由于当初没有签订正式的合伙协议，口头承诺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最好的办法，是协商解决，拿回我的初始股本，再争取一些补偿。

下午，我姐姐陈建芳的电话就打来了。电话一接通，她就在那头哭喊：“建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要拆散我们这个家？林伟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对他？”

紧接着，林伟抢过电话，在电话里对我咆哮：“陈建国，你行啊你！还找律师？我告诉你，想撤资，门儿都没有！那二十万是你自己说的技术股，你现在技术不用了，还想要钱？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我没跟他争辩，只是平静地说：“那就法庭上见吧。”然后挂了电话。

我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周末，我丈母娘打来电话，让我们晚上去林伟家吃饭，说是有事要商量。我明白，这是一场鸿门宴。

我和林晓硬着头皮去了。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林伟和他老婆陈建芳坐在沙发上，黑着脸。我老丈人和丈母娘坐在另一边，满脸愁容。

饭桌上，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我丈母娘先开了口，她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建国啊，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说清楚呢？你和小伟都是实在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还没说话，林伟就冷哼一声，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妈，您别说了！他不是误会，他是翅膀硬了，觉得我这个大舅哥庙小，容不下他这尊大佛了！”

我姐姐陈建芳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可不是嘛，现在嫌一年十五万少了。也不想想，要不是我们家林伟，他现在还在国营厂拿那几千块死工资呢！”

我妻子林晓急了，辩解道：“姐，话不能这么说。建国这几年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苦劳？厂里哪个工人没苦劳？我给他十五万一年，比哪个工人少？”林伟的音量陡然拔高，“陈建国，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想撤资，可以，你净身出户！那二十万，是你当初自己同意入股的，现在厂子做起来了，你想拿钱走人，破坏公司经营，没那么容易！”

我看着他那副蛮不讲理的嘴脸，心中最后一丝情分也消失殆尽。

我放下碗筷，平静地看着他：“林伟，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第一，我不是你的员工，是合伙人，当初白纸黑字虽然没有，但有两家人作证，说好的是五五分。第二，这五年，我没拿过一分钱分红，那十五万，你对外都说是给我的年终奖，连工资都算不上。第三，我要求撤资，是退回我的本金，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如果不退，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让法官来评评理，这五年厂子的账目，到底是怎么算的。”

提到查账，林伟的脸色明显变了一下。他老婆陈建芳管着账，里面有多少猫腻，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一直没说话的老丈人，此时用拐杖敲了敲地板，沉声说：“够了！都少说两句！”

他看着林伟，又看看我，叹了口气：“小伟，建国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初你们合伙，确实是说好了一人一半。这几年，建国在厂里是什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作为大哥，不能这么对自己的妹夫。”

他又转向我：“建国，你也有不对。都是一家人，有事应该早点沟通，不该闹到这个地步。撤资的话，以后不要再提了。这样，让小伟再给你补四十万，凑够六十万，给阳阳付了首付。以后，每年除了十五万，再额外给你百分之十的纯利分红。你们看怎么样？”

老丈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表态。林晓也在桌子底下，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

如果是在一个月前，我可能会答应。但现在，不会了。

信任一旦破碎，就再也无法复原。钱可以弥补，但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了。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压抑的环境里，不想再看林伟那副理所当然的嘴脸。

我摇了摇头，对老丈人说：“爸，您。但我的主意不会改了。这个厂，我必须退出来。”

我的话，让饭桌上的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

林伟“噌”地一下站起来，指着我，气急败坏地吼道：“陈建国，你别后悔！离了我的厂，我看你还能干什么！你等着，有你回来求我的一天！”

我也站了起来，看着他，淡淡地说：“我等着。”

那顿不欢而散的家宴，成了我们两家人关系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我知道，我跟大舅哥林伟，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第6章 釜底抽薪

林伟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他，他笃定我离了他，就什么都不是。

他甚至对外放话，说我陈建国忘恩负义，见利忘义，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只是付之一笑。

我没有再跟他纠缠，而是直接走了法律程序。律师函寄到工厂的那天，据说林伟当场就把办公室的茶具给砸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我自己的计划。

这五年，我虽然没拿到多少钱，但技术和经验，却是我最大的财富。我手里有几个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关系处得不错。我还带出了几个得力的徒弟，都是些踏实肯干的农村孩子。

我找到那几个核心的技术工人，把我的想法跟他们说了。我想自己开个小作坊，继续做精密加工，问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陈工，您去哪，我们就去哪！”带头的徒弟叫王强，他拍着胸脯说，“我们跟着您，不是图钱，是能学到真本事，心里踏实！”

最终，有五个核心岗位的老师傅和技术骨干，决定跟我一起走。

我用那五十万积蓄，加上跟亲戚朋友借的三十万，凑了八十万。在郊区租了个小厂房，又通过供应商的关系，赊购了几台必要的二手机床。我的小作坊，就算开张了。

我离开林伟工厂的最后一天，去办了离职交接。林伟没见我，是他老婆陈建芳接待的我。她把一张二十万的支票拍在桌上，冷冷地说：“这是你的股本，拿走，以后跟我们家再无瓜葛。”

我收下支票，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我知道，林伟这是在羞辱我。他以为，没了他的平台，我这二十万很快就会打水漂。他等着看我的笑话。

然而，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他掌握的是市场和订单，是这个工厂的命脉。但他不知道，对于精密加工这个行业来说，稳定的、高质量的生产能力，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个能力，不在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而在我，以及那几个跟我一起离开的老师傅的手里。

我离开后的第二周，林伟的工厂就出事了。

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德国客户，有一批公差要求在0.002毫米的轴承套件急着要交货。以前这种单子，都是我亲自带着人，用我改造过的专用设备，一点点磨出来的。

现在我走了，接替我位置的新来的技术主管，对着图纸研究了三天，硬是做不出合格的产品，废品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客户的催货电话一个接一个，林伟急得满嘴起泡。他花高价从外面请了两个所谓的专家，结果那两人在车间里折腾了两天，最后摇摇头，说这种精度要求，他们也无能为力。

眼看交货日期就要到了，如果违约，他们不仅要赔付巨额的违约金，更重要的是，会失去这个合作了三年的大客户。

林伟这才真正慌了。

他开始疯狂地给我以前带出来的那些徒弟打电话，许诺高薪，想把他们挖回去。可那些小伙子，都铁了心跟着我，没一个搭理他。

工厂的生产线，因为缺少了几个关键岗位的老手，开始频繁出现问题。不是设备故障，就是产品质量不稳定，交货延迟成了家常便饭。一些老客户开始抱怨，甚至取消了后续的订单。

不到一个月，林伟那个曾经运转流畅的工厂，变得一团糟。

他终于意识到，我陈建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车间主任。我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个人，而是整个工厂的技术灵魂。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第7章 迟来的道歉

林伟的工厂陷入混乱，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我的一些老客户，辗转打听到我自己开了个小作坊，便试探性地把一些他们厂里搞不定的高难度小订单，发给了我。

我的作坊虽小，但设备都是我亲手调试的，跟着我的师傅们也都是精兵强将。我们对每一个零件都精雕细琢，交出去的产品，质量比以前在林伟厂里做的还要好。

一传十，十传百。我的口碑慢慢建立了起来。订单越来越多，我的小作坊也开始忙碌起来。虽然辛苦，但每一分钱都赚得明明白白，心里舒坦。

而林伟那边，情况越来越糟。

有一天晚上，我姐姐陈建芳，突然来到了我家。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没有了往日的珠光宝气。

她一进门，就对我妻子林晓哭诉，说厂子快撑不下去了，订单丢了一大半，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林伟急得焦头烂额，天天在外面喝酒，回家就发脾气。

林晓心软，听着姐姐的哭诉，也跟着掉眼泪。她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

我没说话，给我姐姐倒了杯水。

陈建芳哭了一会儿，才转向我，声音沙哑地说：“建国，我知道，以前是……是我们对不起你。你姐夫他就是那个臭脾气，死要面子。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回去帮帮他？厂子要是倒了，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啊！”

我看着她，心里很平静。

“姐，”我缓缓开口，“当初我提出撤资的时候，林伟是怎么说的？他说，有我回来求他的一天。现在，是谁在求谁？”

陈建芳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

“这个厂，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继续说，“当初我全心全意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换来的是什么？是羞辱和不公。现在它成了个烂摊子，你们想起我来了？晚了。”

我的话说得很绝，没有留一丝余地。陈建芳最终哭着走了。

我知道林晓心里难受，她一边是自己的哥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小晓，你记住，我们没有对不起他们。是他们，欠我们一个公道。”

又过了一周，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来了。是我的老丈人。

老爷子一个人来的，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我赶紧把他扶进屋。

他坐下后，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说：“建国，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替林伟，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心里一震。

“那小子，从小就让我惯坏了，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老爷子摇着头，“他做生意是把好手，但做人，太失败了。这次，是生活给他上了一课。他错了，错得离谱。”

“爸，您别这么说，事情都过去了。”

“过不去。”老爷子摆摆手，“我听说了，你自己的作坊干得不错。好，好啊！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我今天来，也不是求你回去。那个烂摊子，就让他自己去收拾，不摔个大跟头，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老爷子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存折，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是五十万。不是给你的，是替林伟，补给你的。这五年，他拿走的不止这些，但这算是我这个当爹的，替他还的一笔良心债。你拿着，给阳阳把婚房的事办了。别让孩子为难。”

我看着那个存折，眼眶有些发热。

最终，我没有收下那笔钱。我对老爷子说：“爸，钱我不能要。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有能力让他过上好日子。您能来跟我说这些话，我心里的疙瘩，就已经解开了。”

送走老爷子，我心里豁然开朗。

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那几百万。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平，一份尊重，一个家人的认可。

而现在，我得到了。

第8章 站在自己的门口

又过了一个月，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林伟亲自找来了。他站在我那间虽然不大，但机器轰鸣、一片繁忙的作坊门口，显得局促不安。他身上那件名牌西装，沾了些灰尘，头发也有些凌乱，再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建国……”他开口，声音干涩。

我递给他一瓶水，说：“进来坐吧。”

他走进我的小办公室，看着墙上挂着的生产计划表和技术图纸，眼神复杂。

“厂子……快不行了。”他低着头，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挫败，“德国那个客户，正式跟我们解约了。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我知道，我以前混蛋，不是东西。”他抬起头，眼睛有些红，“我总觉得，我拉来订单就是天大的功劳，把你当成个给我打工的。我忘了，这个厂，没有你，根本就转不起来。建国，哥错了，真的错了。”

这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见他说“我错了”。

“你回来吧。”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厂子还是你的，我们重新签合同，就按当初说的，五五分。不，我四你六！只要你回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林伟，我不会回去了。”我说。

他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

“但是，”我话锋一转，“我可以帮你。不是作为合伙人，而是作为合作伙伴。”

他愣住了。

“你的厂子，现在缺的是核心技术支持和稳定的生产管理。”我平静地分析道，“我可以以我的作坊的名义，跟你的工厂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我可以帮你重新梳理生产流程，培训新的技术工人，甚至可以把一些你们做不了的高精度订单，外包给我们来做。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收费的。”

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作模式。我们不再是绑在一起的家人，而是两个独立平等的商业伙伴。

林伟呆呆地看着我，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哽咽：“好，好……建国，你。”

他知道，这是我能给他的，最好的结局。既保全了他的工厂，也保全了我自己的尊严。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们两家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合同。我派了我的团队入驻他的工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们把生产线重新稳定了下来。我也从他那里，接手了几个利润不错的订单。他的工厂，慢慢缓了过来。

年底，他主动把当年我撤资时没给的补偿，连同这些年的利息，一并打到了我的卡上，一分没少。

又一次家庭聚会，还是在那个“兄弟小炒”。两家人坐在一起，气氛有些微妙，但不再剑拔弩张。

林伟端起酒杯，站起来，对着我说：“建国，以前那杯酒，我承诺了没做到，是我不对。今天这杯，我敬你。不为别的，就为‘兄弟’这两个字。我干了，你随意。”

他一仰头，把一杯白酒喝得干干净净。

我看着他，也端起了酒杯，轻轻抿了一口。

我知道，有些裂痕，永远无法完全弥合。但我们都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亲情，不是一味索取的借口，更不是捆绑和压榨的枷锁。它需要建立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

如今，我的小作坊已经扩大成了小工厂，规模虽然还不如林伟的，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我用自己赚的钱，给儿子全款买了婚房。

我常常站在自己工厂的大门口，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听着机器有力的轰鸣。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才真正明白，靠别人撑起的天空，随时都可能坍塌。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最坚实的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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