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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纸“啪”地一响，我还没坐起来，两块黑亮的腊肉已经从窗缝里滚到炕沿，撞得算盘珠子乱跳。

外头有人压着嗓子喊了一声：“立春哥，别点灯。肉你先收着，老哥，这事求你了。”

我掀开被子下炕，推门追出去，院里只剩一股冷风，东墙根拐过去一个灰棉袄背影，跑得。

我认出来了，是沈老五。

那天傍晚，罗顺年刚把一张空白工分页摊在我桌上，让我把砖窑夜班那一页重抄一遍。

他把烟夹在耳朵后，像说一件极小的事：“沈大河那个名字，你别往上写了。人是死在废窑沟里，不算上工。”

我问：“可昨天夜里，是潘四海亲自来领的人。”

罗顺年看我一眼，语气还是平的：“立春，你刚接账，不懂这里头的轻重。大河那事，真按工伤算，砖窑一年白干。村里这摊子，不是在纸上过日子。”

我那年二十七，接了柳树湾最后一任“大队会计”的账。

地早分到户了，村里牌子也改成了村委，可老一辈张口闭口还是“大队”。柳树湾剩下几样归集体的东西：一口机井，一片鱼塘，一个砖窑，还有一堆谁都说不清的旧账。

我能当上会计，不是因为我多能耐，只因读过高中，算盘打得快，字写得平整，老会计韩启元眼睛花了，乡里经管站来人一问，罗顺年就把我推了上去。

我上任才三个月，最怕的就是别人半夜敲门送东西。

我娘披着棉袄起来，看见炕沿上的腊肉，先愣了一下，再看我脸色：“谁送的？”

“沈老五。”

她皱了皱眉：“这时候送肉，不会是好事。”

我没接话，低头去看包着腊肉的那层纸。纸已经被油浸透了，边缘软塌塌的，可上头那两道红蓝横线我一眼认得。

那是大队派工底联常用的套印纸。

我把纸慢慢摊开，凑到煤油灯下看，油渍中间隐约透出几行字：“柳树湾砖窑临时派工单”。

下面被腊油糊住了大半，只看得见两个名字，一个是“何二旺”，另一个，尾字是个“河”。

我心里一下凉了。

我娘也看出来了，声音低下来：“这不是求人办假，是怕人做假。”

我拿起棉袄就出门，想把肉给沈家送回去，顺便把话问明白。

刚走到大队部外头，我先拐了进去。

账柜锁还挂着，我自己开的锁。最上头那本蓝皮工分册昨晚还在，今天翻开，砖窑那一页果然被人抽走了，只剩订书钉歪歪斜斜留在缝里。

罗顺年这是连等都不等了。

我把柜门关上，心里反倒定了一点。

页能抽，底联、煤票、领料单、收砖回单，可不止一张。

沈家住在西头坡下，院墙矮，墙角堆着没烧完的秸秆。门是虚掩着的，我一喊，沈老五就从灶房里钻出来，眼圈发青，像一夜没睡。

我把肉递过去：“拿回去。我不收这个。”

他没接，只盯着那两块肉看，嗓子有点哑：“立春哥，肉不是堵你嘴的。俺也去求过书记，书记说那张纸没用，还说大河是自己跑去废窑沟扒砖，摔死了。你信吗？”

“我不听谁说，我看账。”

“那你就看。”他往屋里一让，“你再看看我嫂子。”

屋里很冷，火盆里的灰都是白的。桂枝坐在炕沿，脸色木木的，怀里搂着小儿子，小姑娘小满缩在她身后，眼睛红肿，却不哭。

沈大河的棉袄搭在炕边，袖口和下摆还沾着砖灰。

桂枝抬头看我，开口时声音平得叫人难受：“陈会计，钱多钱少，我现在不跟谁吵。可他要真是偷砖摔死的，我认。要不是，就别让他背这个名声。”

我把腊肉放到炕边，蹲下去看那件棉袄。

右边口袋被扯破了，里面除了些煤渣，还有一截细麻绳，麻绳头上拴着一块铜牌，牌上刻着一个“3”。

那是砖窑仓库发煤油灯的灯牌。

夜里谁值窑，谁领灯，第二天交灯还牌，仓库都要记。

“这牌谁给你们的？”我问。

桂枝说：“昨天天亮，潘四海叫人把人抬回来，衣裳口袋里掉出来的。俺也去找过他，他说灯牌不算什么，谁都能拿。”

她说这话时没掉一滴眼泪，只有小满悄悄把那块铜牌抓得很紧，像怕人抢走。

我问沈老五：“派工单哪来的？”

“我哥棉袄里揣着一半，另一半没了。”他看着我，“嫂子说，求人不能空手，可咱家眼下能拿得出手的，就这两块肉。她让我把纸一块儿给你送来。你要是也不敢管，俺也去乡里。”

这话听着有些刺，可我没生气。

一个人被逼到半夜翻墙扔腊肉，已经没有多少客气能剩了。

我把肉推回去：“我先拿着，等事情明白了再说。不是收，是做个见证。”

沈老五这才点头。

我又问了几句。沈大河出事那晚，吃完晚饭正要睡，潘四海派人来叫，说三号窑火候不稳，要加一班，把县建筑队那批砖赶出来，第二天一早就装车。

桂枝说得很细：“他走的时候带了干馍，拿了旧军大衣，说夜里窑口风大。要是去偷砖，他不会把家里那盏灯都吹灭了。”

我没立刻答应什么，只把那半张底联折好，放进胸前口袋。

从沈家出来，天刚亮白。

砖窑在村北的土岗下，远远看去，几条烟柱像被风压弯了的黑绳。窑场四周堆着砖坯，潮土和煤烟混在一起，是那种能钻进棉袄缝里的气味。

潘四海正站在窑口骂人，见我来了，脸上立刻换了副笑：“陈会计，起这么早？是不是书记让你来看账？”

“我先看看出事的地方。”

“废窑沟那边，没啥可看的。”他抖抖裤腿上的灰，“大河也是可惜，夜里自己摸去扒废砖，脚下一滑，人就下去了。”

我没接他的话，往窑后头走。

废窑沟离三号窑不远，坡上是杂乱的脚印和车辙，沟边散着碎砖和一只摔扁的灯罩。灯罩玻璃上沾满煤灰，不像从远处带来的，倒像就在窑口边碎的。

如果真是去废窑沟偷几块砖，犯不着领仓库灯牌。

我回头问潘四海：“昨夜有车出窑没有？”

“没有。”

“那车辙呢？”

他往那边扫了一眼，笑得更轻：“这窑场哪天没车辙。你要真较这个劲，地上每道印子都能编出故事。”

他说完，伸手拍了拍我肩膀：“年轻人，账是死的，人情是活的。沈家那边，村里不会不管。你别一根筋。”

我把他的手轻轻拨开了。

从窑场回大队部，我先去了食堂。

烧窑的夜班常在食堂加一顿热的，谁吃、吃多少，许婶总会先记在本子上，等月底统一从窑工工钱里扣。

许婶正淘米，见我进来，先朝门外看了一眼，才把账本从面缸后头摸出来。

“你别说是我给你看的。”她压低声音，“昨夜后半夜，一共下了十碗面，十五个馍。三号窑那边人多，潘四海自己也吃了。”

我翻到账页，看见她用铅笔记得很土：大河一碗，二旺一碗，老栓半碗，四海两馍。

“这名字你认字不全，怎么能记这么准？”

许婶白我一眼：“认不全，我会打记号。大河那一碗，是桂枝家的搪瓷缸来端的，底上有个豁口，我一看就认得。”

我把页码记下，又去仓库找了管库的老栓。

老栓是个慢性子，翻登记簿像翻经书，翻了半天，才在一页皱巴巴的纸上点了点：“三号灯，昨晚借出，沈大河。旁边这两个字，是潘四海代签的。”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

有派工底联，有灯牌登记，有夜宵账，大河上夜班这件事，至少不是空口。

可这些还不够。

如果只是为了给沈家一个说法，罗顺年没必要连工分册都抽页。他们怕的，不只是一个工伤名分。

我坐回大队部，开始翻煤票和出砖流水。

韩启元以前教过我一句话：看砖窑账，别只盯人头，要看煤、看砖、看车。人能改口，煤票和车次没那么会说谎。

三号窑那晚一共领煤一千二百斤，记在潘四海名下。

按照前几天的火候，这一窑早该封火，不用再加这么多煤。除非，是临时赶货。

我又翻出近半个月的出砖单，发现那几天砖窑一直喊亏，说烧得不匀、碎砖多，可煤却烧得比往常还猛。

账越看越不对。

中午时分，罗顺年来了。

他先看我桌上的单据，又看我脸色，像是已经知道我去过哪儿了。

“立春，年轻人热心是好事。”他在我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可这事你要想大一点。砖窑是村里最后一口能喘气的锅，你一揭，大家都饿。”

我把煤票推过去：“书记，三号窑昨晚领煤这么多，食堂有夜宵账，仓库有灯牌登记，供销社那边我要是再去一趟，多半还能对上车次。你让我重抄，是想把谁抹掉？”

罗顺年端茶的手停了一下。

他放下茶缸，声音沉了些：“不是抹谁，是给村里留条路。沈家那边我会商量，给口粮，给丧葬费，还能让桂枝去砖场筛煤。可工伤两个字，你写上去，乡里就要来清账。潘四海那边一掀，砖窑先停，年底分红没了，你跟全村交代？”

我说：“账不对，本来就该清。”

他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笑：“你爹活着时，是个讲理的人。可讲理也得看时辰。你娘眼睛不是一直不好？要去县里看，花钱。你的妹子不是也要说人家？日子都在眼前。你犯得着拿一家人的日子，去顶这个风口？”

我心里一沉。

这些事他都知道，他说得也不是假话。

我娘右眼白翳越来越重，妹子立秋订了亲，彩礼和陪嫁都要靠我这份会计补贴一点一点攒。我要是因为一桩事把罗顺年得罪狠了，日子确实会发紧。

可我没法点头。

那一页账要是由我重抄，沈大河这一辈子，就成了“偷砖摔死”。

罗顺年见我不说话，站起来叹了一声：“你再想想。肉也别乱收，回头让人说不清。”

他走后，我坐了很久。

煤油灯头一晃一晃，照得账本上的数字像活的。有一阵子，我真想把柜门一锁，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会计这活，说到底不过是记账，谁家添个桶，谁家少匹布，哪条沟修了多少工，哪笔款子先欠着。可真轮到生死，纸上的一行字，就能压住一个人一辈子的名声。

我傍晚回家时，我娘正在院里择白菜。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她听完，手上没停，只说：“贫人求人，先伤的是脸。你要把肉吃了，是你没脸；你要把账改了，是他没脸。哪种更难看，你自己掂量。”

我说：“要真把砖窑掀了，村里人会怪我。”

我娘抬头看我：“怪就怪。可他们以后要是也摊上这种事，还是会来找你这支笔。人家找你，不是因为你会算珠子，是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得站得住。”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去翻自己平时记流水的口袋本，发现不见了。

那本子不大，平时揣在上衣内袋里，记些来不及入总账的零碎票据。前天我明明还用过，现在桌上、柜里、抽屉底全找遍了，没有。

我知道，这是有人开始急了。

村里流言也起得快。

不到晌午，路边晒太阳的老人就在说，沈大河欠了药钱，夜里摸去扒公家砖，结果把命搭上了。说得跟亲眼看见一样。

我去学校旁边路过，小满正蹲在墙根拾散开的作业本。

两个孩子从她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小声说：“她爹偷砖。”

小满没哭，只把本子拍了拍灰，低头塞进怀里。她那样子，比哭更叫人难受。

我心里那点摇摆，到这里基本没了。

下午我去找何二旺。

何二旺跟沈大河同一班，住在河套边，门口晾着几双湿鞋。我敲门进去，他先是发愣，听见我问夜班的事，脸立刻缩了回去。

“俺也去过窑场，可大河是不是上工，我说不清。”

“你说不清，食堂账能说清，灯牌能说清。”

“那你就看账。”他搓着手，不看我，“俺也去不起这个头。潘四海说了，谁多嘴，明年窑上不用谁。家里三个孩子，我不敢。”

我没有逼他，只起身走了。

到了院门口，他忽然在背后喊我：“陈会计。”

我回头。

他低着头，声音很轻：“大河那晚不是自己去的。可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

这句话听着没劲，其实分量不轻。

我骑车去了趟县供销社。

柳树湾砖窑每月给县里几家单位送砖，回单都要两边签字，供销社那边留底。我以前只在村里抄总账，很少想到跑这一趟，现在才知道，外头的账有时候比自己手里的更硬。

负责对票的是个瘦高个儿女会计，姓梁。我报了柳树湾，她翻了一会儿，抽出几张回单来。

“你们上个月这批急货，送得挺晚。”她把一张单子递给我，“这张是夜里送的，建筑队催得急，潘四海亲自签的。”

我一看日期，正是沈大河出事那晚。

回单上写着八码车红砖，收货人盖了章，送货人一栏是“柳树湾砖窑”，经手人签名却不是公章名义，是潘四海自己的名字。

我又翻了翻大队出砖账，那天只记了三车。

少的五车去了哪儿，不难猜。

这下连我都明白了。

他们不只是要把一个死人从工分册上划掉，他们是怕乡里顺着这条线，把砖窑那笔亏空一并翻出来。

我回村的路上，北风正硬，车把冻得手疼。

我脑子里全是数字。八车砖，按当时的价，够给沈家补一笔丧葬费和来年的口粮，还绰绰有余。

可罗顺年和潘四海宁肯让沈大河背个“偷砖”的名声，也不肯把账亮出来。

这已经不是人情不人情的事了。

当晚，潘四海堵在我家门口。

他没带笑，也没拐弯：“立春，供销社你都跑了，腿够勤快。你要多少，直说。不是买你一张嘴，是让村里安稳。”

我看着他：“你给沈家多少？”

他怔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还真会算。给多少都行，但不能从公账上走。你也别逼我。砖窑停了，几十号人跟着喝凉风，你心里过得去？”

“那你让沈大河背偷砖的名声，你心里过得去？”

潘四海脸色终于沉下来：“你别把话说满。人都没了，活人还得过。你一个会计，别把自己当青天。”

我说：“我也没把自己当青天。我就把账记明白。”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他又回头：“你那个口袋本，找不着了吧？往后东西收紧点。村里风大，纸片儿容易丢。”

我站在原地，后背直冒凉气。

第二天，我去找韩启元。

老韩住在村东老槐树后头，耳朵有点背，眼睛花，可脑子不糊涂。我把这几天查到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他听完，半天没出声。

院里一只老母鸡啄着土，沙沙响。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了口气：“我早知道潘四海手脚不干净，也知道顺年总想把窑账往平了按。可前几年窑上没闹出人命，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底，我也不算清白。”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他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放，指了指我带去的单据：“你现在别跟他们比嘴硬。会计这活，怕两样，一怕耳根软，二怕心里虚。你不虚，就拿单子一张一张钉死。底联、煤票、夜宵、回单、车次，串成一条线，比十个证人顶用。”

“可证人也得有一个。”

“会有。”韩启元眯起眼，“人心没那么整齐。总有人还知道脸朝哪边放。”

我从他家出来，又去找拖拉机手马会来。

马会来比何二旺滑头些，先跟我打哈哈，说那晚自己肚子疼，根本没出村。我没跟他争，只把供销社那张夜送回单放到他眼前。

回单上除了潘四海签字，下面还有“车号三”的印章。

柳树湾只有一辆拖拉机，车号就是三。

马会来脸上挂不住了，蹲下去抽烟，抽了两口才说：“俺也去了一趟。半夜去的，天没亮就回了。窑口那边闹哄哄的，我只管拉车，不知道人怎么没的。”

“你到时，窑口有谁？”

“潘四海、大河、二旺，还有老栓。”他说完又补了一句，“我可没看见谁推谁拉谁。你别往我头上安话。”

我点点头：“我不安。你说你看见的就行。”

接着我又去食堂，让许婶把那页夜宵账撕不下来，我只抄了一份，叫她按了个手印。她开始怕，后来听说供销社都对上了，咬咬牙也按了。

管库的老栓更犹豫，手一直抖：“陈会计，我一把年纪了，不想惹事。”

“你那簿子不是替谁记的，是替仓库记的。”我说，“你不说，回头账乱了，先担责任的也是你。”

老栓这才磨磨蹭蹭写了“灯牌三号，昨夜借出，沈大河”几个字，末尾按了拇指印。

单据一张张有了，缺的只剩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人。

可在村里，这往往最难。

第三天，沈老五被人在窑场逮住，说他偷公家煤。

消息传得很快，等我赶过去，围了半圈人。地上扔着半口袋碎煤，潘四海站在边上，脸色铁青，说要送乡里。

沈老五气得直喘：“这是我嫂子让我来捡窑渣回去烧炕，许婶都知道！你们拿这个栽我？”

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那口袋里全是风口扫出来的煤灰渣，连块成型的煤都少。

这是明摆着压人。

我对潘四海说：“窑渣归哪一项，有没有记账？要送乡里，先把仓库耗损和废渣单拿出来。”

他没想到我会当众拆他，脸沉得快滴水。

围着的人多，谁也不敢站队，可已经有人低声说：“窑渣往常谁家都捡，咋今天成偷了。”

潘四海见风向不对，只好摆摆手：“算了，看在大河新丧的份上，不跟你计较。”

沈老五没再吭声，拎着空口袋走了。

那天傍晚，他在村口等我，第一句就说：“俺也去乡里了，姚股长让我把材料带齐再去。你要是不方便，我自己去。”

我说：“我去。”

他说：“你想好了？顺年叔在村里多少年了，潘四海又不是一个人。你扛得住？”

我停了停，才说：“扛不扛得住，先把账摆平。”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没底。

大队会计听着像个公家差事，真要较起真来，不过是个夹在乡里、村里、各家各户中间的薄人。上面要数字，下面要人情，旁边还有一堆说不清的旧例。谁都能拍你肩膀，谁都能在背后给你添一脚。

可事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我退一步就能过去的了。

如果我退，沈家那边过不去，我自己以后也过不去。

第四天上午，乡里来了通知，说要开一次砖窑清账会，姚股长亲自来。

消息一出，村里空气都紧了。

罗顺年照样背着手在大队院里转，见了我，还跟往常一样叫我“小陈”，可我知道，他这会儿越平静，心里越急。

清账会定在村小学的教室里。

那天风很大，窗户缝里一直灌冷气。前头摆了三张旧课桌，姚股长坐中间，旁边是乡经管站和村里几个人。后面站着一屋子村民，挤得连门口都堵了。

我把那两块腊肉也带来了，用布袋装着，放在桌角。

罗顺年先开口，还是那套腔调：“今天把砖窑账和沈大河的事一并说清，免得村里乱传。大河人已经没了，咱不能让一件事拖垮整个村。”

姚股长点点头，转向我：“陈立春，你是现任会计，先说。”

我站起来，手心有点凉。

底下几十双眼睛都看着我，有好奇的，有担心的，也有盼着我赶紧糊弄过去的。

我先把布袋解开，把两块腊肉拿出来，放到桌上。

屋里一下安静了。

姚股长皱了皱眉：“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前几天半夜，有人把这两块肉扔进我窗里，说‘老哥，这事求你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先说清，肉我一口没动，也不是拿了肉才替谁说话。”

罗顺年脸色已经变了。

我把包肉那张油浸浸的纸慢慢摊开，压在桌上。

“这不是普通废纸，是砖窑临时派工单的底联。油浸得厉害，只看得见半张，但‘沈大河’三个字，能认出来。”

潘四海立刻接话：“一张破纸，谁知道哪儿来的。死人衣裳里翻出来的东西，就能当账？”

我没理他，接着往下放单据。

“这张是食堂夜宵账。出事当晚，三号窑夜班一共十碗面、十五个馍，其中记了沈大河一碗。”

“这张是仓库灯牌登记。三号灯，沈大河，潘四海代签。”

“这张是三号窑领煤票，一千二百斤。按前两天火候，本不用加这么多煤，除非临时赶货。”

“这张，是县供销社的收砖回单。当天夜里，柳树湾砖窑送出八码车红砖，潘四海签字收讫。”

我说到这里，把大队总账也翻开，压到回单旁边。

“可我们大队自己的出砖账，只记了三车。”

教室里像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开始有压不住的低声议论。

姚股长拿起那张回单，看得很仔细：“少记五车，为什么？”

潘四海抢着说：“那是临时折损，碎砖多——”

我抬头看他：“八车都送到县建筑队了，盖章收了，哪来的碎砖？”

他一时噎住。

罗顺年终于开口，声音也沉了：“立春，你今天到底是来清账，还是来砸村里的锅？少记几车，回头慢慢补就是。可大河那事，不等于就算工伤。”

我看着他：“那就继续往下对。”

我把马会来的口供拿出来：“拖拉机车号三，马会来夜里送砖。他已经承认。”

马会来站在人群后头，脸白一阵红一阵，被大家一看，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我又看向后排：“何二旺，你也在。你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实，现在就站出来驳我。”

教室里一下静了。

所有人都回头去看何二旺。

他缩在人群里，额头上都是汗。过了半天，他才慢慢走出来，手一直在裤缝上擦。

“俺也去了。”他说得很慢，像每个字都得咽一口唾沫，“那晚是赶建筑队的砖。大河不是偷砖，是潘四海叫去的。俺也去看见他领了灯。”

潘四海拍桌子：“何二旺，你别胡说！”

何二旺吓得一抖，可还是没退回去：“俺也去没胡说。三号窑那晚火急，大河说窑坡松，不能站那么多人。潘四海催着装，说天亮前必须出车。后来窑帮塌了一块，人就下去了。出事后，你叫俺也去说是他自己摸去废窑沟扒砖，还说不然明年别上窑。”

屋里顿时炸开了。

有人倒吸气，有人骂“这也太过了”，也有人不出声，只盯着前头。

罗顺年脸色发灰，喝了一声：“都安静！”

可真正让屋里重新静下来的，不是他，是桂枝。

她抱着小儿子，牵着小满，从门口一步一步走到前头。她没哭，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像是来赶一场普通集会。

她把孩子往身后拉了拉，对姚股长说：“领导，我家男人要真是偷公家的砖，我今天立刻带着孩子回去，不再问一句。可他不是。你们可以少赔一点，可以慢慢赔，可别让他死了还背这个名声。”

小满站在她身后，抬头看着前头的人，一声不吭。

那一刻，连窗外的风声都显得远了。

姚股长把单据一张张摊开，又让乡经管站的人把大队总账拿过去比对。

教室里只剩翻纸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才抬头，语气很硬：“这不是一件意外怎么记账的问题，这是集体砖窑少记收入、隐瞒用工、事故后试图篡改账册的问题。罗顺年，潘四海，你们现在谁也别走。砖窑账立刻封存，村里安排人看守。沈大河这事，先按上工事故处理，具体赔偿清账后定。”

这话一落，后头有些人长长出了口气，也有人脸色很难看。

罗顺年沉默了片刻，忽然转向我，眼里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疲惫：“立春，你以为你这是帮了沈家？砖窑一停，村里多少人没活路，你想过没有？”

我也看着他。

说不想是假的。砖窑停了，短日子里确实会难过。可有些难，是早晚都得过的。

我说：“书记，锅该护的时候得护，可不能拿死人的名声当锅盖。”

这句话说完，我心里反而轻了。

后面的事，没有会场上那么快。

账一封，乡里前后查了近两个月。旧账新账一摞摞往经管站搬，连韩启元任上的几笔“折耗”也被翻出来重对。好在他提前认了，数也不大，最后只算管理不细，没往重里追。

潘四海那边少记的砖款、虚报的煤耗，一笔笔都吐出来了。

罗顺年被撤了村里职务，站在大队院里交印章那天，背比平时驼了不少。他没再跟我说过话。

砖窑停了一个冬天，村里人一开始确实有怨气。

路上碰见我，有的绕着走，有的阴阳怪气一句：“陈会计算得真精，算得大家都没活了。”我听着，心里不是没发堵，可也没法跟谁一一解释。

等到春后，乡里重新发包砖窑，先把账厘清，又定了工伤和报账的新规矩，怨气才慢慢散些。

沈家拿到了一笔抚恤和拖欠工钱，不算很多，但够他们把那年过下去。乡里还给桂枝安排了村办编织点的活，离家近些，能照看孩子。

最要紧的是，清账结论里写得明明白白：沈大河系砖窑夜间用工中发生事故死亡。

那行字我后来见过一回，在姚股长桌上。纸很普通，字也不漂亮，可我看了半天。

有时候，人忙活这么一大圈，争的就是这几个字。

我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会计。

只是从那以后，村里再有人拎鸡蛋、提香油找我，我都先把话说在前头：东西拿回去，事按账办。有人听了笑，说我太死板；也有人说，这样反倒放心。

韩启元后来把那本被抽页的蓝皮工分册修好了。

他用浆糊把断口粘平，又在旁边夹了一张说明，写明原页被抽、后补核定，字写得比从前还慢。他把账本递给我时说：“别嫌难看。难看的账，才提醒人别再重来一回。”

那年快过年时，下了一场很厚的雪。

我把那两块腊肉提着，去了沈家。

桂枝正蹲在院里洗白菜，小满在一旁抱柴，小儿子长高了一点，鼻头冻得通红。沈老五看见我手里的布袋，先是一愣，接着就要往回推。

“立春哥，这肉当时是求人用的，现在事完了，更不能要了。”

我把布袋塞给他：“当时我说过，先拿着做个见证。现在账明了，肉该回你家。过年给孩子切薄点，炖白菜也有味。”

桂枝沉默了一下，没再推辞，只低低说了句：“多谢。”

小满忽然仰起脸，对我说：“陈叔，我爹不是偷砖的，对吧？”

我点头：“不是。”

她像是一直等着这句，听完就抱着柴跑进屋，脚步很轻，像终于能把一口气吐出来。

我站在院里，闻见灶屋里慢慢升起来的松烟味，心里那块绷了很久的地方，才真正松开。

后来村里不再叫大队，砖窑也几经折腾，最后塌成一片土坡。小学的旧教室翻修过，木窗换成了铝合金，连大队部那口铁皮柜子，也不知道搬到谁家仓房去了。

这些年我换过几样差事，账本也记过不少。

可每次闻见腊肉的烟香，我先想起的都不是过年。

我想起的是85年那个风大的夜里，窗纸被什么东西撞得一响，两块腊肉滚到炕沿，一张油浸浸的派工底联压在下面；想起一个乡下人把家里最后一点体面和唯一拿得出手的证据，一块儿扔进我窗里，压着嗓子说——

老哥，这事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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